浅谈秦汉时期,气候变迁与黄河水患的频发

植被状况对黄河下游水患的影响要通过河道的逐渐淤积抬高间接地表现出来，并不是植被一破坏，黄河下游就会决溢改道，植被一恢复就立即转好。而且，黄土高原一直雨量稀少，植被生长相对较难，所以植被也不会随着游牧民族的入居而迅速恢复起来。因此，植被的破坏与恢复虽然与黄河水患有很大的关系，但显然并不是西汉时期黄河水患的唯一原因。那么，导致西汉时期黄河水患集中爆发还会有什么因素呢？

事实上，秦汉时期气候的变迁乃是引发黄河水患的重要原因之一。竺可桢先生以物候方法研究古代气候演进轨迹，奠定了我国古气候学的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他在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是我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约2℃，周代经历了一段寒冷时期，到了春秋时期气候又开始回暖。到了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要暖和得多，秦和西汉时期，气候继续保持温暖的态势，“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竺可桢据此提出，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经比现在寒冷了。”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0℃分界线，竺可桢先生提出第一次淮河结冰的记载，本是为了说明东汉以后我国气候的整体变化有越来越冷的趋势，但是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地理上的概念错误。魏文帝曹丕“行幸广陵”“临江观兵”，广陵是现代的扬州，在长江北岸，紧邻长江，而非竺可桢先生所认为的今之淮阴。这里的“江”应是长江，而不是淮河。魏文帝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也说：“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曹丕的这首诗作于公元年10月，这是他受禅称帝代汉后的第6年，魏军水师受命东征孙权，沿淮河舟行逼长江北岸，两军隔江对峙。“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资治通鉴》也记载，曹丕眼看舟船为寒冰所阻，仰天叹道“嗟乎，故天所以限南北也！”三国魏、吴分界就是长江，所以曹丕哀叹是天不作美，要划长江为南北界限以分吴、魏。这就说明，“水道冰”指的是长江。长江都结冰了，还用说长江以北的淮河吗？

三国时期的曹操曾尝试在铜雀台种植橘树，结果只开花而没有结果，说明气候已较汉武帝时代寒冷。这个说法也未免有些牵强。“穰”是南阳，“邓”是邓州，都在今南阳一带，地理位置在北纬32—33度，属于亚热带向温带的过度地带，是季风大陆湿润半湿润气候；铜雀台在今邯郸一带，地理位置在北纬36—44度，是暖温带气候。两地相距近公里，一个在淮河以南，一个在淮河以北。《晏子春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曹操在邯郸种植橘树，能开花已经不错了。

但不可否认，竺可桢先生对秦汉时代气候特点的总体把握还是可取的。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秦汉时代的气候确实发生了很明显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气候经过了一个由暖而寒的显著转变。但竺可桢先生的论文发表距今已经40多年了，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环境史学的发展，就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问题，我们应站在新的高度和起点上，将研究继续推进下去。

翻检有关史籍，我们发现，西汉自文帝起，有关严寒的记载已明显多了起来。比如文帝四年(公元前年)六月，“大雨雪”，六月飞雪，这是非常反常的气候现象。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年)三月，“雨雪”，再一次出现寒冷天气。武帝以后，寒冷天气的记录更是明显增多。元光四年(公元前年)四月，“陨霜杀草木”，元狩元年(公元前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三年(前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元封三年(前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马头”。“征和四年(前89年)，大雪，松柏皆折。”

昭宣时期，气候相对比较平稳，自然灾害相对也较少。元帝以后一直到东汉章帝初年，这多年的时间里，有关严寒气候的记录更为集中。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三月，“雨雪，陨霜伤麦稼。”这件事在《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同年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建昭二年(前37年)冬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建昭四年(前35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夏四月，雨雪。”成帝河平二年(前28年)四月，“楚国雨雹，大如斧，蜚鸟死。”阳朔二年(前23年)，又发生了春寒，“(阳朔)二年春，寒。”阳朔四年(前21年)四月，“雨雪，燕雀死。”

到了王莽时期，反常的严寒气候发生频率似乎更高。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时值八月，当热却大寒，百官人马竟有活活冻死的。天凤六年(19年)四月，“霜，杀草木。”地皇二年(21年)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四年(23年)秋，霜，关东人相食。”整个王莽掌权时期，“枯旱霜蝗，饥馑荐臻”，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绵延不断，没有太平的日子，民众真是苦不堪言。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初年。

东汉光武初年，霜灾、旱灾依旧不绝。“自王莽末，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东观汉记》曰，“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阳城，逢大雪，士多冻死。”根据《资治通鉴》卷四十，这件事发生在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十月左右，这是一次初冬严寒的记载。建武七年(31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自正月“繁霜”以来，严寒持续了很久。永平元年(58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公元五十八年六月的乙卯日(8月8日)，洛阳地区迎来了第一场霜。这一初霜记录竟然比现今洛阳地区平均初霜日早了八十多天。

明帝永平四年(61年)春二月辛亥，诏书中又说“春不燠沐”，春天也不温暖湿润。《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中还讲了“袁安困雪”这件事情。这件事《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录异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有“大雪积地丈余”的具体描写。这场雪灾大致发生在东汉什么时候呢？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初为县功曹，“困雪”之后被举为“孝廉”，之后先后当上了“阴平长”和“任城令”。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又官拜“楚郡太守”。从“阴平长”“任城令”到官拜“楚郡太守”，袁安的政绩仅有“所在吏人畏而爱之”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中间似乎不会间隔太长的时间。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这场“积地丈余”的大雪应大致发生在永平初期或中期。《北堂书钞》卷三五引《东观汉纪》中还记载：郑弘为驺县令，当时鲁国整个地区春天都下了霜，唯独邹县谷物无伤，“邹独无灾”。令据《后汉书·郑弘传》载，驺县令郑弘拜为驺县令，由于“政有仁惠”，后来“迁淮阴太守。四迁，建初初，为尚书令。”这样推测一下，郑弘作驺县令，“鲁春雨霜”这场霜灾大致应发生在明帝永平后期。

章帝建初七年(82年)至元和二年(85年)之间，又可见“盛夏多寒”、“当暑而寒”的记载。东汉中晚期，更是多见异常严寒的记录，比如“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等等。根据《资治通鉴》卷五五，这件事发生在桓帝延熹七年(年)。可见，像这样春寒夏霜的异常严寒气候已经连续发生数年之久。延熹八年(年)，据《后汉书·五行志二》刘昭注引《袁山松书》：“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可见当时，春寒一度很严重，对农作物影响很大，且危害范围也很广。

《后汉书·襄楷传》又载，延熹九年(年)，襄楷上疏讲到：当年“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灵帝光和六年(年)冬，又出现了“大寒”的天气，“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年)六月，“寒风如冬时”，六月的气温竟然如冬天一样寒冷。这两次异常的严寒记录，是仅见于《续汉书·五行志》的两次大寒记录，东汉晚期气温急剧转冷的形势可见一斑。

现在，让我们试着梳理一下汉代气候变迁的演进轨迹：西汉自文帝时已经开始出现了气候异常波动的端倪，武帝以后，寒冷天气的记录明显增多。昭宣时期，气候相对比较平稳，自然灾害相对也较少。元帝以后，有关严寒气候的记录更为集中。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初年，到了东汉晚期，气温则急剧转冷。我们发现，西汉时期气候波动和黄河水患发生的时间竟然大体上是一致的。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气候的异常波动和黄河水患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随着地理学、生态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地球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是一个互相作用、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圈层的波动与变化都会给其它圈层带来影响和变化。气候是自然界最为活跃的要素，

当气候发生异常波动时，自然界的其它要素诸如动植物群落、湖泊、河流、冰川、雪线等都会改变固有的状态与“节奏”，并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气候突变时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就会更加明显。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旱涝灾害往往与气候波动直接相关。有学者对公元0年至本世纪中期的低温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发现年来黄河流域发生的四次特大洪水，竟然有3次都出现在低温期附近。文焕然等学者也曾经对历史时期河南封丘的旱涝灾情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公元-年相对寒冷的年间仅发生14年次，而在-的寒冷时代，这年间却发生了58年次，而且仅见的13年次特大涝灾都出现在公元年以后。由此看来，水涝灾害应与气温下降有一定的关系。

文帝十二年(公元前年)黄河酸枣绝口，发生于十二月凌汛期，只有在气温异常变化的情况下，凌汛才会导致大的河水泛滥。气候的异常波动变化，会带来水圈的相应变化，而在气候这个自然力“发难”之时，再加上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等问题，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开始互相叠加，最终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直至发生“共振”，结果造成了西汉时期黄河水患的绵延不休。而到了东汉时期，气候进一步转为寒冷干燥，但基本相对稳定，异常波动不及西汉时期，而且，干燥寒冷的气候对洪水流量的大小有直接影响，也不应被忽视。加之王景治河有方，多方面因素叠加，才使得黄河在王景治河之后又呈现出了长期安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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