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平谈中国近现代的行政区域划界澎湃新

徐建平（章静绘）在中国两千余年的行政区划变迁过程中，边界的变迁尤难确定。传统文献以“四至八道”描述幅员，而没有精确的边界线的概念，伴随近代行政区域边界管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了大量界限纠纷事件，如何解决边界纠纷，如何划定争议地区的边界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近期，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行政区域划界研究》，著者徐建平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读书期间他跟随导师周振鹤先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博士论文以民国时代的安徽省为例讨论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这本新著专注于政区边界研究，是其后续研究之展开，分析、讨论了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政区边界法定化的过程。行政区划的调整古有之，今亦有之，这一议题既有学术意义，也颇具现实意义。地理形胜、历史沿革以及身处纠纷中的“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如何在区域调整过程中起作用，也充满了解释的复杂性。近期，《上海书评》对徐建平的访谈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中国近现代行政区域划界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年10月出版周振鹤先生将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原则总结为“山川形便、犬牙交错”，这八个字是不少非历史专业读者也广泛知晓的，而在近现代区域调整中，像民国的《省市县勘界条例》就指出固有区域太不整齐要重新勘议界线，那是不是说，“犬牙交错”不适用于现代行政区划，那么，我们现在地图上可见的“犬牙交错”局面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徐建平：周振鹤先生指出：“政区本来就是为着中央集权制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政权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条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客观事实。”周先生这是从宏观角度对整个历史时期的中央对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原则的高度总结，这是从中央政府的视角，是一种国家治理的手段，体现了中央治理地方的主观能动性。最明显的莫过于元代行省的划分，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这是从预防地方割据的角度来考虑的。再比如清代江南省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区域同时跨越了淮河、长江两大天然界限，这更多地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制定《省市县勘界条例》，要对犬牙交错的区域进行整理，重新划分界线。这里的犬牙交错实际上是从微观角度来说的，更多的是基于县与县之间的争议边界。这些边界大多是在区域开发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尤其是政区交界地带的山间盆地或者湖泊，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相邻政区的民众逐渐开发，导致插花相间。传统时代实行属人主义的管理方式，政府更重视户口的管理，因此，模糊的边界地带，只要户口归属明确，即可完成基本的治理任务（赋税、治安）。到了近代，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属人主义逐渐向属地主义转变，其前提便是明确管辖的区域范围，如此一来，模糊的边界与近代化的治理方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传统的习惯线在近代难以维系，很多变成了争议线，需要政府的介入，将习惯线和争议线转变为法制线。这才是民国时期行政区域边界纠纷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省市县勘界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的出台正是为了应对这一状况。

国民政府时期虽极力推动省市县勘界，然囿于形势，该项任务实际收效有限，绝大部分的行政区域边界还是沿用传统习惯线，存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范围内开展省县二级勘界，协商解决争议线、确认习惯线，基本完成了省县二级行政区域边界线的法制化。因此，现在我们地图上可见的“犬牙交错”的政区边界，基本都是延续了传统习惯线，而这个习惯线因为相邻各方都认可，并无争议，也就无需再做变更。

近代区域划界即是确立从“界限”到“界线”的转变。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在行政区划上的不同含义。

徐建平：边界的概念是随着行政区划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分封制时代，封国呈点状分布，各国之间存在大块无主的土地，并无明确的边界。春秋战国之际，城邦国家已转化为领土国家，边境概念完全形成。与此同步，郡县之间的边界也已生成。边界的概念是越到后来越明确，在人口密集、开发成熟的区域，我们今天观念中的边界线已基本成型。但在人口稀少和开发未成熟的区域，则政区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到近现代依然维持在边界地带的形态（frontier）。而界线（border）则不然，行政区之间呈现几何线条型的界线是到了很晚近的时期，这是从总体上讲的，实际上从春秋战国起就有部分政区边界已明确为几何线条，只不过是并不普遍而已。行政区域边界由“界限”向“界线”的转变开始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市县勘界运动，但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真正完成。

那么，一个具体的问题：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后来复旦大学史地所所建设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对传统时代区域划分的“模糊线”是如何处理的？

徐建平：行政区域的范围由一条封闭的界线所限定，在今人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行政区划的界线并非从来就很清晰。我们看到传世文献中对某个政区的幅员的描述往往使用“四至八道”的方式，而非今天的细致的边界走向。因为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以及绝大部分地域，政区之间的边界并没有精确到几何线条的需求。《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比例尺较小（最大不过二三百万分之一），因此，所绘制的疆界只表示一个大致的走向，并非精确的分界。也正因为比例尺过小，所以政区之间的模糊地带绝大多数情况也就无法在图上显示。

CHGIS是以国家测绘局公布的ArcChina（年的基础地理数据）作为底图，根据资料逐年上溯（逆推法），即如有明确的历史资料记载，则根据资料并配合其他辅助手段修改，将修改后的数据作为新的疆界数据；若历史资料无明确记载有变动，则默认为疆界未发生变动，沿用ArcChina的数据。由于ArcChina数据的比例尺为百万分之一，因此连带着也限定了CHGIS数据的显示比例尺。也就是说，CHGIS数据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比例尺。在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之下，政区之间的模糊地带除非是大于乡镇一级，如果是村落级别的，在地图上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CHGIS是矢量数据，理论上可以无限放大，这样一来当将CHGIS数据与今天的基础地理数据相叠加，并且显示的比例尺超过百万分之一时，在精度上就会出现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CHGIS数据造成的，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比例尺所造成的。

如山、河、湖泊这些天然边界或区隔，从模糊界限到确立一个清晰的界线，这样的诉求见于何时？您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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