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形成儒学时,日本仍处于野蛮社会早期

引言

在公元前5、6世纪的春秋时代末期，孔子继承与发扬周初形成的伦理本位文化，进一步提出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哲学，使这一理性文化定型下来，对此后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表明，在4千多年前的野蛮社会中期，曾盛行祖先神信仰。那时的血缘氏族和部落集团往往认为他们各自出于一个想象的共同祖先。这些想象中的祖先神，已不是此前的图腾崇拜时代的动物神祇，而是人形神或人兽同体神。例如，渭河流域的古姜人氏族部落以炎帝即神农氏为宗神。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以黄帝即轩辕氏为祖先神。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则以太皞即伏羲氏为祖先神。伏羲氏就被描绘为人首蛇身。这些祖先神之间并无等级统属关系，反映了当时的原始平等。

孔子虽未明确肯定或否定鬼神的存在，但是，他“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而且对种种事物进行冷静而现实的伦理学解释，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例如，他要维护在当时起着社会结构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但不再象殷代那样仰赖神秘的氏族神信仰，而是提倡“孝”、“悌”、“亲亲尊尊”，将这一社会要求转化为伦理上的自觉主张。

再如“礼”原本出自宗教性的原始礼仪巫术，并逐渐发展为外在的社会规范与统治秩序，而孔子对“礼”进行了新解释。孔子在对弟子宰我解释父母亡应居“三年之丧”的理由时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所以才规定替父母守孝3年。在这里，孔子把本视为来自“神”的准绳命令的外在规范说成是出于人心的伦理内在要求。孔子还把个体的人格完善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不再强调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与政治的关系，而将伦理学与政治学连接起来。

孔子开创的儒家，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的伦理观、政治观和世界观三者合一而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模式。然而，在中国形成儒学时，日本仍处于野蛮社会早期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由于日本与中国汉朝和三国时期的魏、吴的文化交流增加，发展的步伐方逐渐加快。关于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与中国的巨大差距，因与本课题无大关系，可以姑且置之不论。而考察这一时期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历程，对于我们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势差则确属必要。

日本的原始宗教意识虽也象中国一样经历了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神信仰－至上神信仰诸阶段，但祖先神信仰和至上神信仰的形成时间却较中国迟得多。从考古材料看，在日本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青铜器。在北九州地区发现的以铜剑、铜铧等武器为主；在畿内发现的则以铜铎为主。其大部分为在日本制造的。如铜剑、铜铎的形状虽类似中国，但体小，且剑锋圆钝已失去实用性，显然是用作祭器的。不过祭祀的对象是自然物的神灵，还是祖先神，已无从得知了。

但是，这毕竟表明当时已存在宗教祭祀仪礼，并形成北九州和畿内两大宗教文化系统。中国陈寿著《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公元2、3世纪位于北九州的早期国家邪马台国曾予以记述。其中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卑弥呼”即是“日御子”的日语读音。这表明邪马台国女王当时以“日神”后裔而自居。所谓“事鬼道”，大约是祭神的意思。由此可以推知，到这时日本才出现日神崇拜和祖先神信仰。卑弥呼即以日神为祖先神，利用作为日神后裔的地位，通过祭祀日神的仪礼来镇慑邪马台国民众，实行祭政合一的神权政治。

由于在邪马台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域国家，因而日神并未立即成为具有无上权威的主神。她与其他诸氏族神处于平等地位。在日本神话中，主神的出现是比较晚的。这在《记》、《纪》神话中有所表现。《古事记》中有这样一段神话：

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弟弟速须佐之男命不从父命，而且到天照大神统治的高天原大闹不止，毁坏田埂，填平沟渠，在大尝殿上拉屎，还毁坏织女的机房，把天斑马倒剥了皮，扔进机房里。......于是高天原和苇原中国一片黑暗，各种灾祸也一齐降临。这时“八百万众神”（意即许多神）齐集天安河原商讨对策，设计诱出天照大神，使天光大亮，并共同商议处罚速须佐之男命，割去胡须，拔掉手指甲和脚趾甲，将其赶出高天原。

在这一神话中，天照大神既不象中国殷人信仰的至上神那样可以主宰一切，也不象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是奥林匹斯神系诸神的源头与主宰，是万神之王。天照大神只是与“八百万众神”平等的一员，其神力还抵不住速须佐之男命的胡作非为。到了5、6世纪，才逐渐形成以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体系神话。这要比中国的“帝”这一至上神的出现晚两千年左右。这一体系神话的形成过程大体是与太阳神为祖先神的天皇皇室势力逐渐统一日本列岛的过程相并行的。

一些氏族贵族奴隶主为提高自己的地位，争相编造神话，让自己的祖先神与天照大神结成亲属或尊卑关系。甚至有些人伪称自己属于地位较高的氏族，以致造成氏姓紊乱。据说在允恭天皇（约为5世纪前期）时，不得不实行所谓的“盟神探汤”以鉴别真伪。在6世纪中期又进一步根据皇室与豪族加强统治的需要，将说明各氏族来源的神话加以综合、整理，编写成《帝纪》和《本辞》。当时的统治者将《帝纪》和《本辞》视为“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

这些事实都表明，在中国儒学传入之始的5、6世纪，原始宗教意识的迷雾仍笼罩着日本人的头脑，当时虽已出现神话体系化、政治化的趋势，但是，刚刚踏入文明社会不久的日本人尚未展开理性的启蒙。处于这样思维水准的日本人，要对作为理性文化产物的儒学思想产生共识，确有困难。即使少数学习过中国儒家经典的皇室成员或上层贵族，也更为重视利用氏族祖先神信仰作为统治工具。对他们来说，“神事”要重于“人事”，这与我国商代奴隶主有近似之处。

他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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