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江北地区在1314世纪的地理形势是

河南江北地区本来是北宋王朝统治的核心所在，金灭北宋，在本地区引发了巨大的规则动荡，但金人对这里控制不稳，因此扶植伪齐这一傀儡政权，其战略意图是扶植守河南淮北之地的代理人，也有地理缓冲的考虑。

但是，缺乏规则合法性及足够军事实力的伪齐并不能实现其金国主子的这一企图。南宋局势稳定后开始反攻，年刘豫被废，伪齐灭亡。金初对河南地区的侵占力度和控制强度是逐渐加强的，呈现由伪政权代管至直接控制的变化趋势。

沿秦岭淮河一线，宋金各自建设了三大战区，南宋方面，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了长江上中下游的三大战区，即川陕、荆襄、江淮，金国三大战区是西部的关中六个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金国初期的攻击重心主要是东西两侧的江淮和川陕，对江淮的进攻有兀术“搜山检海捉赵构”之役、完颜亮南侵的采石之役。

对川陕的进攻集中在-年，金军与吴玠军进行了多次战役；中线仅有的较大攻势是年伪齐趁乱占领襄阳等地。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将其打造为具有强大进攻能力的北伐基地，迫使中部的金军往往只能采取守势，加上襄阳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在长期的宋金对峙中，金人只是以襄邓一带为次要战场，进攻主力往往配置在江淮战区。

在规则文化方面，南宋维持了中原王朝残破后的半壁江山，既延续了北宋的许多制度和理念，又与北宋的规则格局有强烈差异，因此，其规则文化有独特与复杂之处，与规则地理相关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宋是中原汉族王朝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就自身定位来说，产生了与规则文化密不可分的正统之争。正统观念一定程度上与地理空间、都城有关，如“得中原者得天下”，但南宋更加强调血缘与民族的正统性。

第二，规则地理格局的演变引发了区域功能的调整及观念的变化。北宋的中原属于核心区。南宋的规则地理格局则从北宋的圈层状变为分块状，即沿长江横向排列的四大区域和岭南区域，反映在规则文化上，北宋的圈层可以体现君主居中、“众星拱月”式的统一王朝观念，而南宋仓促南渡，朝不保夕，现实疆域的特征决定了这一观念的缺失。

延伸到历史上，由于地缘形势上三大战区的相似性，宋人自然会联想到东晋南朝，士大夫对东晋南朝防御经验教训的研究、吸收成为一种热潮，以此辅助现实中的防御作战，代表作即李焘的《六朝通博议》。

外部严酷的地缘形势使南宋的国防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势必一定程度修改北宋既有的“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但南宋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祖宗成法影响，因此仍时时打压武将和地方势力。

第三，南宋作为南渡乔迁政权，必然把“恢复中原”作为终极理想，形成一种影响规则行为的文化现象，这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士大夫义理观念，成为一种精神依托。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政区命名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把实际都城杭州定名“临安”，称为行在。

再如，以府州治所命名一路，在宋代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成都府路、夔州路，但是，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的京西南路与北宋的原路并不一致，“京”已不复掌握，却不改成襄阳府路，京湖制置大使也没有正式更名为“荆襄”“两湖”或别的名称，笔者认为既是名称惯性使然，也是南宋的恢复文化的一个体现。

但恢复文化也存在自身的矛盾，首先是自我定位，南宋实际上确立了偏安自守的国策，主和派掌权时间较长，并没有考虑将恢复中原付诸实践。还有资源掣肘与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是几次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外部形势上，东晋、南宋都是被迅速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逼到江南的，敌方强大且少有可乘之机。

另外，北伐既是实现恢复理想的唯一途径，也是权臣形塑权威、维持规则地位的重要手段，权臣策动的北伐往往有巨大的政规则风险，稍遇挫折便会立即激化派别斗争，往往使北伐因后方规则问题失败。因此，由于现实规则的牵绊和实力差异，无论东晋还是南宋，恢复文化都终成虚愿。

第四，南宋中后期，由于朱熹理学影响力逐渐提高，一批理学士大夫出任各种官员，积极参与时政，对南宋中后期的国防、内政、外交等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代表者即真德秀、魏了翁、黄榦。他们坚守夷夏之防，注重名节，对金、蒙这两个异族政权始终坚持不予议和的态度，修理内政，严守边防，体恤民生，并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地方的防御事务，对南宋政局做出了许多贡献。

南宋末年更涌现出了许多慷慨殉国的士大夫精英。可见南宋的理学文化对增强忠义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金国的规则文化则迥然相异，与规则地理相关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自身民族性决定了必然在接受中原文化与保持女真传统之间发生冲突，两者既并存又对立，在制度上也有体现，如猛安谋克制进入中原。

二是金人对中原汉地以军事弹压为主，因此行政举措非常务实，鲜明体现在府制的调整上。金人对河南的政区作了一定程度的降级，体现贬斥的文化意味。北宋四京中河南有三个，金初尽废京名，仅保留了府名，即河南府、开封府、归德府，承认并延续了三者相对河南其他州的突出地位。与北宋东京为实、西京与南京为虚的主次格局相似的是，金代的开封府为路总管府，另二府仅为散府。

三是金人在与南宋长期的对峙中多处于攻势、上风，掌握主动权，产生了强烈的傲慢轻视的心理观念，这种自我认知导致难以根据形势和实力对比的变化来准确判断局势，在面对外部不利的地缘形势时。

金末君臣的许多言行都体现了懦弱与自负交织的复杂心理，没有及时转变地缘战略和思维习惯，往往酿成重大失误。

进入13世纪，历史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动，宋金之间四十年的和平再次被打破，同时蒙古也开始崛起，年是河南江北地区政事地理形势长达七十年剧烈变动的开端，是对宋金、蒙三方都有重要意义的节点。

一次争议颇多的军事行动为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拉开了序幕。开禧二年五月，南宋权臣、外戚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但归于失败，年，韩侂胄被杀。南宋失败的问题有很多，概括来说，主要是主和派的掣肘，三线配合不当，蜀中吴曦叛变，淮南孤师的战略失策等。

年九月，宋金双方签订了“嘉定和议”，在边界划分上遵循绍兴和议，改为伯侄之国，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嘉定和议是双方势均力敌、互相妥协的产物，表面上看，这一战役显露了南宋的劣势地位，但实际上也动摇了金国的统治，年也是金国历史的重要节点，十一月金宗死去，世宗、章宗两代近半个世纪的稳定状态结束，进入末期三帝的动荡时期。

有学者认为，“开禧北伐虽然以南宋的失败而告结束，但它对金国的打击还是很重大的。”战争及其后果引起了政事地理格局的诸多变化。

首先，战争对金国也是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宋人已认识到“且当时金虏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金国的军事力量和人才资源遭到很大程度削弱，金国甚至三易主帅，在战时及战后，仆散揆、宗浩、抹燃史扢搭、完颜匡、完颜纲等人陆续阵亡或因其他原因死亡。

开禧北伐与蒙古侵金仅隔短短数年，金国在开禧北伐中受到的人才与军力打击与面对蒙古时形势急转直下的速败局面有重要关系。

第二，山东的政事地理形势开始恶化，陷入混乱。史载“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胄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蜂起，相为长雄，又自屠灭，害及无辜，十余年糜沸未息。”金代中期对山东的统治尚算稳定，章宗末年山东地区开始失控，并由于南宋的招降引诱政策，这种政事混乱状态延及淮北乃至淮南的楚州，各势力地盘错综复杂，出现了严重的碎片化特点。

第三，战争也导致金国河南政区地理的局部调整。《金史·地理志》的年代断限是泰和八年（），这一年河南地区有两个几乎同时增设的州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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