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尹吉甫的功绩不仅是诗经,更在于

（作者：赵辉）诞生于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为中华文明的探源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商朝殷墟的发现就是最成功的考古案例，为中国历史时期的延展实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遗址。

夏商周历史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认识，但在确认商朝历史的考古学遗址基础上，通过一百多年的考古文化研究，却始终无法突破夏朝历史遗迹的考古求证。使得夏朝历史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无法逾越的珠穆朗玛峰，中国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源泉，是中国文化发展开山鼻祖，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对《诗经》地位的最高推崇。西周时期的尹吉甫是公认为《诗经》的采集者与创作者，是《诗经》成为中华经典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形成的关键人物。

虽然尹吉甫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中国历史对尹吉甫的记载却极少，甚至很模糊，但他的《诗经》采集者的身份却是无可置疑的。尹吉甫一生究竟在什么地方工作并采集了《诗经》中的作品，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成为阻碍中国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盲点。

有据可查的记载仅见《竹书记年》中的“皇父作都于向”以及《诗经十月之交》中的“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根据历史研究结论，“皇父”就是指尹吉甫，“向”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向国，这两句记载向我们表明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尹吉甫很圣贤，他的《诗经》作品都产生于向国。那么，让尹吉甫创作、收集大量《诗经》作品的向国，究竟在哪里呢？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结论。

在宋朝时期出土了一件青铜器，称为“兮甲盘”，其铭文记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在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研究中确认，兮甲盘就是为尹吉甫定制、尹吉甫使用的青铜器，西甲盘中的铭文真实详细记录了尹吉甫的事迹与经历。其中的“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即次即市”极其重要，为我们破解尹吉甫、《诗经》、华夏文化历史提供了关键线索与地理坐标。

在近代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与兮甲盘铭文有着高度关联性，更具体明确地说这些青铜器与兮甲盘产自同一地方，记录了不同时期同一地方的历史与历史事件。这是一批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早于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

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遇从。

积从师，雍父戍于古师；

王令雍伯鄙于古，为宫，雍伯作宝尊彝。

穑从师雍父戍在古师。

笱从师雍父戍于古次。蔑历，赐贝三锊。

穆从师淮父戍于古阜，蔑历。

周穆王派遣了一批军队驻守在南淮夷的“古”地，下辖“古师”“古次”“古阜”等军事或地方管理单位，管理着南淮夷地区。这些管理单位的西周贵族首领，把得到的赏赐，铸造了这批出土的青铜器，带回镐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珍贵可靠的史料。这也就是“兮甲盘”铭文记载的“淮夷旧我帛畮（贿）人”的来历。

根据笔者考证与历史文献记载，尹吉甫所奉周宣王之命，前往南淮夷征收“成周四方”税赋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淮河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也就是某次某市某考古单位认定的汉朝向县遗址，曾经的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向国国都遗址。“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的尹吉甫工作、采集、创作《诗经》的向国，“成周四方责（积）”的四方湖地区。

为什么四方湖古城就是尹吉甫采集《诗经》、征收税赋的向国呢？《左传》隐公二年(前)，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晋杜预注: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水经注·阴沟水》载: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俗谓之圆城，非。

“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即次即市”就是说南淮夷人不敢不来到周穆王时期建立的“古次”“古阜”“古师”等管理单位进行贸易、进行税赋与市场交易，杜绝与南蛮人的物资交易。这个“古次”“古阜”“古师”以今天称谓来说，就是“古城”，南淮夷地区的“古城”，四方湖畔的古城。

“即次即市”中的“市”大众都能理解，就是交易市场的意思，那么铭文中的“次”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呢？很显然“次”与“市”都是一个名词，一个管理单位，“市”是市场的意思，“次”就是一个与市场相关的单位。与“古次”“即次”比较接近的概念就是：停泊，旅行所居止之处所或途中暂时停留住宿，如旅次，舟次，次所。有此可知，“古次”“即次”就是古城的水陆码头、交通要道、人员物资的集散地，控制着南淮夷地区的人员往来与物资贸易。周穆王派驻的军事人员与行政管理贵族，以四方湖古城为中心，控制着南淮夷地区的人员往来、物资贸易。尹吉甫建立军功被周宣王派遣到“成周四方”这样富裕的地方，管理“成周四方”的税赋，实在是一份美差。

尹吉甫作为西周在南淮夷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天高皇帝远，不仅为镐京征收财政税收，更有闲情逸致，将南淮夷地区的淮河文化传播到西周统治中心。尹吉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诗经》的采集者、创作者，正是因为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长期工作生活，耳濡目染，受到当地淮河文化的熏陶，将淮河流域当地的民歌民谣采集、整理，与税收一起定期稳定地传递到西周统治中心、西周贵族阶层，成为西周文化稳定发展的文化源泉。

大批西周贵族与子弟被派驻到四方湖古城管理着南淮夷地区，也促进了淮河文化的传播与西周贵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以淮河花鼓灯歌舞民谣为基础，诞生的《诗经》作品也正式成为中国文化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成为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形成的经典。

以四方湖古城为文化传播点的“古师”“古城”，也就此成为研究中国古诗、古史、古时、古代、古人、古文、古文化、古文明的原点。“古”也由一个实实在在的特有名词，逐渐融合为中国探索远古文化的年代虚词，成为中国远古的代名词。

在远古尧舜禹时期，以四方湖古城地区的涂山淮河地理地貌形成的中“华”地理概念，和“夏”文化概念，成为华夏文化与华夏文明诞生成形的起始，四方湖古城的人文历史即成为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华夏民族的人文历史。可以说，探索华夏的远古人文史，就是探索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的人文史，以古城的“古”为代表的远古人文，成为我们华夏民族人文的古代人文史。以考古学为方法，探究华夏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成为破解四方湖古城的历史，中国考古学的真正意义就是探究四方湖古城地区的人文历史。

四方湖古城的向国是《诗经》诞生的地方，是尹吉甫工作采集创作《诗经》的地方：淮河涂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是大禹会诸侯的地方，是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怀山襄陵”的地方，探究考古出这一区域的历史，就破解了华夏文化发展的历史。

可以说，以研究物质文化遗址为考古学主要方向、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点目标，对夏朝夏文化的探寻无果，与考古研究在四方湖古城的空白，相得益彰，相互印证，可见中国考古对基础的“古”意认识的南辕北辙。如果尧舜禹在世、尹吉甫在世，不知对今天华夏后人的考古方向，做何感想？在夏朝夏文化探索方面，没有正确的考古方向，没有四方湖古城的考古，没有尹吉甫指引的方向，结果只能为零。（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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