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赞米亚汉末三国时期的山越

魏晋之世，中原地区动荡不已，战火席卷汉地社会的核心地带。如今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广大山林、沼泽、湖泊亦未能超然俗世之外，在乱世锁链的牵引之下卷入血雨腥风之中。东南地区的山越正是在突如其来的大变局中抵抗着来自江东新主人的高压，一如传说中的祖先逃避来自低地的统治。

一、魏晋南方诸族概观与“山越”之名

在现今东起中南半岛长山和川圹高原、西至那加丘陵和阿萨姆河谷的广大东南亚山区之中，生活着诸多语言、习俗、宗教不一的族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不服从于周边低地政权的统治，保持着较为原始的农业耕作形式和无本族文字的文化形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冯·申德尔（WillemvanSchendel）于年正式提出“赞米亚”（Zomia）一词，用以指代这个庞大而特殊的人类地理单元。“赞米亚”一词来自Zo-mi的组合，是印度-孟加拉国-缅甸边境地区几种相关的藏缅语族共同使用的高地语中的词。“赞”（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为遥远，隐含着住在山上的意思；“米”（mi）的意思是人民。Zo-mi表示边远的山地人（严庆，刘赫：《赞米亚：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西北民族研究》年03期）。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士·斯科特（JamesC.Scott）的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ArtofNotBeingGoverned:AnAnarchistHistoryofUplandSoutheastAsia)则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他严谨地考察并界定了“赞米亚”的地理范围和人群特征，指出：“实际上，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斯科特所认定的“赞米亚”，被中华文明、越南文明、高棉文明、暹罗文明和缅甸文明所包围，自中古时代以来，统治与反抗、编户与逃亡、书写行政与口头传承、大田稻作与山地游耕的矛盾不断在这个从未揭示过真正面貌的“百衲被”上演。

（持枪看守山口的克钦人。克钦/景颇族群是“赞米亚”地区的重要族群，至今仍在与缅甸中央政府对抗。）

而在两汉魏晋时期，中华帝国的权力网络才刚刚触及上述“赞米亚”的边缘，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原王朝的力量尚未足以将“蛮夷”大批赶入偏远的大横断地区以促成“赞米亚”的诞生。彼时，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南方山地仍然活跃着大量土著族群，“断发文身”、“饭稻羹鱼”和“火耕水耨”作为他们的标签被载入汉人的史书之中。随着北人南迁和楚人汉化的持续深入，汉人对山区诸族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最终形成汉唐间“山越”、“蛮”、“俚”、“獠”的族群划分法，以及一套源自三苗或百越的族源叙事。毫无疑问，这种划分法是从汉族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汉帝国行政区划为地理划分界限的基础，糅杂汉人对山民的视觉文化标签而形成的。故而自此入手讨论南方诸族之具体族源、族属并无较大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意义，但不妨碍其成为研究汉魏六朝历史政治的有效单元，因为以东吴为代表的低地政权正是以自己的划分法制定处置山区之人的政策，而诸南族也对应发起了反抗。本文即从这种视角出发，浅论山越与吴地政权的关系。“山越”即与汉之扬州对应，生活在罗霄山脉以东之东南丘陵与沿海的反抗之民。相应地，蛮族即大荆州地区的山民，俚则是交州南部诸洞民，獠则是云贵高原东部、蜀魏晋之南中土著。华夏的郡县分割了山地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个星罗棋布的蛮夷据点，其分布特点正与东南亚赞米亚之“百衲被”相仿。

关于山越之民的来源与具体族属，有三种主要说法。古代学者如元之胡三省、清之王鸣盛，梳理历代史书沿革，将山越认定为春秋越国与古代东越族之后裔。近来学者则多主山越之民为古越族与汉族混居形成的族群，汉族逃亡入山者接受了越族的影响，越族亦因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接纳逃亡汉人而逐步汉化，山越即这样一个具有浓重越族文化烙印同时又采用汉语言文字和宗族组织结构的群体，“所谓山越，实际是半汉化了的越人后裔，遍布于江东各郡的山岭地区”（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唐长孺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宗族、客户与隐匿人口时，认为山越与史籍之“宗部”、“宗伍”实乃互称，即“山越”的主体实际上是逃离国家户籍、躲入东南山区的汉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囿于山越自身文献与历史遗存的极度稀缺，使得研究者大都以超脱单纯民族概念的视角来摸寻山越的历史，并突出其地域性特征。

由于山越自身的越文化特征和活动地域是不争的史实，本就散居东南山区的越族，无疑是东汉三国时期山越族群得以凝聚形成的基底。百越之东越族群，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三次大迁徙。第一次是秦始皇灭楚后，降服原越国境内的越人君长，接着又迫使闽越归降。秦强迫越人迁离故地，以隔绝沿海岛屿之越人与大陆亲族的往来。第二次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东瓯在闽越攻击下归附汉朝，内迁江淮。第三次同样在汉武帝时期，元封元年（前），西汉灭闽越，强迁闽越之民进入江淮。迁徙之后留居故地的越族繁衍生息，部分迁入平地与汉人杂居，部分仍留居山区。东汉时期，随着移民南下、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垦荒，荆、扬人口增长较快，郡县数量增加，朝廷决定将原本只需缴纳“賨布”的蛮夷诸族作为新增南方人口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租税体系，进而引发了南族人民的抗税斗争。东汉后期，国家腐败横行、赋敛加重，江南“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董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后汉书·孙穆传》）“盗贼，征发，南州尤盛。”（《后汉书·桓帝纪》）“山越”之名号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在史籍之中，山越之民伊始就以反对汉政府的形象登场：“建宁二年（）九月，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后汉书·灵帝纪》）

（浙江省博物馆藏古越人像。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有丰富的先秦时期古越人考古遗存，其人像、鸠杖雕像等都展现出“断发文身”的特征，且文身以龙、鸟形象为主。自此可一窥魏晋时期山越人的形象。）

二、孙氏的崛起与江东山越的卷入

虽说山越之号正式见于史载，已是《后汉书》之《灵帝纪》，但对于山越的武装防范在东汉之初早已有之。光武帝建武六年（30），初定天下的东汉朝廷省罢独立负责诸郡防卫的都尉，惟有边郡和王公属国可以保留。从版图上看已非边疆的丹扬郡（又作丹杨、丹阳，即日后之建业、建康所在，今之南京地区）仍设有都尉；郡下如宣城等县，仍比边疆诸县设长而非设令，在南方专长对抗山民的名将抗徐任宣城长时“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于县下”（《后汉书·度尚传》），可谓引蛮夷出平土政策之先声。按《三国志·吴书》对原会稽、吴郡的析置记载来看，东汉在如今浙江、福建、江西广大地区仍是以郡都尉监视当地山越的动向，直至东吴大规模征讨山越之后，才改为郡县。

上文已经提及，丹阳太守陈夤困于山越之围，而这场围困只是一场大规模叛乱的开始。熹平元年（）十一月，许昭扶持其父为越王，自任大将军，于会稽句章起兵，率领山越之众攻打三吴郡县。长江在三吴地区形成一个向北突出的拱形，拱顶之下是沿江和太湖周边的平地，再向南则是大片细碎的丘陵山地，此处山地即为山越聚集的核心地区之一。许昭掀起叛乱后，山越凭借东至太湖、西抵长江、南通浙水的根据地袭扰扬州江南诸郡县，并且将已经出居平地的越人和不满于朝廷征敛的吴地百姓吸收到队伍之中。曾任吴郡太守的臧旻出任扬州刺史，渡江与丹阳太守陈夤会师，虽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许昭仍可集结部众复屯营垒。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年，汉军连番苦战、细细清剿，在当地豪族的支持下才平定这次叛乱。正是在这场席卷东南的山越起义中，会稽郡司马孙坚征募当地精勇为兵，配合汉军主力作战，战后得到刺史臧旻上表叙功，由此开启了军功升迁之路。可以说，正是依靠山越人头换来的第一笔军功，才有此后江东孙氏裂土三分的王业。孙坚死于岘山后，其侄贲率其部众依附袁术，袁术遣之经略九江、丹杨以巩固自己的后方。孙贲先被表为豫州刺史，后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事，对抗刘繇的同时征讨山越，维持了孙坚旧部的骨干力量。但扬州刺史刘繇在与孙贲对抗的过程中，逐渐转向与山越豪强联盟的策略，为此后孙氏平定江东埋下了隐患。

初平元年（），年仅二十的孙策渡江前往丹杨依附舅舅吴景，带领数百兵士加入袁术的江南经略之中，结果遭到泾县山越宗帅祖郎的袭击，孙策“几至危殆”（裴注引《江表传》）。祖郎作为山越宗帅，把控着如今黄山地区通往江岸的通道（今青弋江河谷），麾下吸纳了山越与逃亡汉人，不仅是丹阳郡西部一霸，无须向地方官府交税服役，而且还在丹阳、庐江二郡的交界水道处为水贼，设卡拦截往来行商，后为刘繇引作外援对抗袁术别部之吴景、孙贲。孙策返回袁术手下，终于乞得其父旧部千人，与吴景会师，击破祖郎所部。但这只是暂时性消除了山越对丹阳西境水道的威胁。

袁术军与刘繇等江东势力陷入僵持，孙策于是游说袁术，成功取得率领援军出战的资格。兴平二年（），孙策自历阳渡江，一路势如破竹，取得丹阳沿江之地作为立足点。随后孙策向东进军吴郡。孙坚旧部、吴郡都尉朱治（时在钱唐，镇守浙江即今富春江流域）向孙策效忠，太湖之畔石城、白虎两山的山越豪帅严白虎感受到孙策的威胁，相对地投入仍在抵抗孙策的阵营，配合会稽太守王朗、吴郡太守许贡阻止孙策据有三吴。然许贡先败于由拳，王朗后降于会稽。次年，刘繇正面抵抗孙策的军队大败，本人逃亡豫章，三吴精华之地尽数为孙策掌控。

孙策平定江东

建安二年（），北方战事不顺的袁术于寿春称帝，孙策随即接受朝廷号令、结束了与袁术名义上的附庸关系。袁术面临全面围攻，将主力配置在北面防御曹操与吕布，无力征讨江东，于是向祖郎、焦已等丹阳山越诸宗帅颁发印绶，以牵制江东。此时，背叛了袁术的陈瑀接受许昌朝廷之命，以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的身份驻扎广陵海西。表面上，孙策、吕布、陈瑀作为东州诸侯受朝廷号令，共同讨伐袁术；实际上，陈瑀暗藏从已经被瓜分殆尽的徐州脱身、进入江东自立的图谋。陈瑀与严白虎结成同盟，又联络已经站在袁术一方的丹阳山越诸部，准备袭击将注意力投射在丹阳西境的孙策。然而袭击之事败露，孙策先发制人派遣吕范、徐逸渡江击溃陈瑀。山越诸部急忙出击，然而都被孙氏击退，惟有祖郎部战果较大，袭击了驻扎宣城的孙权。

刘繇部将太史慈在神亭被孙策击败，遁入芜湖山区，自称丹阳太守，依靠祖郎等豪帅，设屯府于泾县，联络山越诸部，使孙策陷入如此前陈夤一般的困境。孙策亲率主力进入山区，先于陵阳苦战祖郎，将之俘虏；后在勇里击败并收服太史慈。孙策宽大处理了丹阳山越，还军曲阿时祖郎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裴注引《江表传》）；对待吴郡山越则采取严苛态度，严白虎逃亡余杭，其残部仍在抵抗。会稽平定后，孙吴军队进入闽地，屠东冶城，杀严白虎。

从孙坚到孙策，孙吴的基业于颠沛流离之中一步步奠定。孙坚及其手下将领，多有与山越作战的经验，以至于孙坚死后其集团并入袁术势力，孙家旧将仍被委以吴地都尉等职，继续奋力于对抗山越的第一线。如同朱治，其本身作为吴郡都尉的特殊身份，使之加入孙策麾下后，立即导致了吴郡山越严白虎对孙策的敌对态度。当孙策将丹阳、吴郡、会稽的沿江沿湖地带确立为基本盘之后，他也自动成为了山越诸部的头号大敌。在刘繇、袁术、陈瑀对孙策的敌对行动中，大量山越豪帅站在了孙氏的对立面，并不断在一次次作战中深化了与孙氏的仇恨。平定祖郎之后，黄盖任丹阳都尉，行抑强扶弱之策，标志着孙吴对山越政策转入积极主动。此后刘表与孙策进入直接对抗状态，豫章西部的山越支持刘表从子刘磐开展袭扰战，孙策特将豫章之海昏、建昌分为左右六县，由曾经担任过丹阳山越盟主的太史慈出任建昌都尉，对刘磐及其麾下山越进行了高效的镇压。孙氏夺取前往荆州的跳板——豫章、丹阳及其与吴会交界地域的过程中，将山越完全卷入战火，也逐渐明晰了山越诸部各自为战的脆弱性和山越宗部易于收编的价值，为日后东吴对山越的大规模剿杀掳掠埋下伏笔。

（孙策像，清本《三国演义》附图。孙策在正史和演义中都以勇武军人的形象闻名，与其弟之文质截然不同。然而他已经算是孙氏对山越最为柔和的统治者。）

三、军功、拓地与掠口：东吴与山越的全面冲突

建安五年（），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继位，许昌朝廷封其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孙策壮年暴毙、孙权少年登位，引发了荆扬地区新一轮的政治风波。“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主传》）新主新政伊始，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孙策之军队，以其父旧部为骨干力量，收编江北两淮之众，遂能克定江东三吴。然而连年高强度征战难免折损，吴地新定，户口人丁亦不比江北富足，且孙权接手的军政集团已经处于以三吴沿江狭地与荆、徐、山越多方为敌的处境，这要求孙吴必须开拓新的兵源地。孙策时代通过收编祖郎等丹阳山越，尝到了通过控制山越宗部快速补充兵力的甜头。而且山越族拥有成熟的冶铁生产体系，自带武装，“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三国志·诸葛恪传》，招降整编后能较快形成战斗力。在旧军不足而新的战争规模与烈度都将急剧提升的时代，孙权选择对山越张开血盆大口。

建安八年（），孙权领兵攻打宿敌黄祖，受挫于江夏郡城之下，山越诸部趁机骚乱。孙权于是撤回主力，派出麾下将领对丹阳、鄱阳、会稽三郡交界之地的山越根据地展开全面围剿，“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三国志·吴主传》），孙吴军如同挤海绵一样快速挤压山越的活动空间，大批收编山越宗部、掳掠山越人口。在这场盛大的捕猎之中，最为耀眼的猎手当属贺齐。

黄祖

贺齐年少时担任会稽郡吏员，驻扎在句余山区的剡县办差，很早就在汉越混杂的地带积累行政经验。当时县中大族斯从依仗宗族势力和手下的山越依附人口，常行游侠犯禁之事，贺齐采取强硬手段将之铲除。孙策向会稽郡南部进军时，举贺齐为孝廉，使之成为孙吴第一批专职对付南部山越的人才。王朗败退至东冶，侯官山越豪强商升、张雅、詹强等打着支援朝廷命官王朗的旗号起事，意图割据闽地，贺齐临危受任会稽南部都尉，利用反间计和越人间谍分化贼众，最后一击制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贺齐成功将孙吴的势力范围推进到武夷山东麓。至建安八年，会稽南部都尉府已经转移到山溪之间的建安县，孙权将山越活动区南部的征讨事务托付给贺齐，“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三国志·贺齐传》）。北边的吕范等将主要针对威胁孙吴统治核心区和西进据点周边的山越展开清剿，而贺齐则直接向越族的核心山地发动进攻。山越宗帅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以万户、千户组织麾下族人，盘踞在武夷山脉北段两侧，以往东汉之会稽、豫章两郡对这一地带鞭长莫及，没有实行过有效的行政管理。贺齐以劣势兵力突击，自豫章地区的余汗出发，先沿余水深入山地，连破山越，洪明被阵斩，洪进、苑御、吴免、华当四人均投降。贺齐所部连战连捷，兵锋突破武夷山，一举荡平了都尉府周边大潭、盖竹等地的山越据点。是役“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三国志·贺齐传》），贺齐因功升任平东校尉。此后贺齐持续活跃在武夷山区的征讨山越行动中，武夷山两侧新置郡县，多赖其功。

赤壁之战前夕，贺齐已升任威武中郎将，主导孙氏在山越地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曹操势力进入荆州之时，丹阳山越再次骚动，贺齐与讨越中郎将蒋钦各统万人规模部队，沿富春江进讨歙、黟两县的数个山越万户。时山越帅分屯安勒、乌聊、林历三山，贺齐先攻屯人最多、地势最险之林历山。亲自侦察地形后，贺齐组织山地精兵展开特攻，“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弋拓堑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三国志·贺齐传》），山越之众遭受攀岩而上吴军的夜袭，据守险道的兵力紧急回援本阵，结果外围被贺齐主力突破，宗帅陈仆、祖山等大败。黄山以南正式纳入孙吴的直接统治，丹阳山越的核心地域被击碎。此后，贺齐成为孙吴军事集团中最为耀眼的将领之一，征讨山越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极大的满足了他好奢侈的本性，其麾下部曲“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靑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三国志·贺齐传》）。自建安二十年（）孙权二次攻打合肥起，贺齐除了承担原有对山越的征讨任务之外，也多次充当生力军加入北线的江淮战场。山越闻其名则丧胆，《抱朴子》甚至记载山越与之作战时要专门派出擅长禁咒法术的部队。贺齐好奢侈华丽的性格也因其大功而得到孙权的包容，以至于其与老将吕范在服制上有僭越之嫌而遭到弹劾，孙权答以“何损于治哉？”（《三国志·吕范传》裴注引《江表传》）

（建安八年贺齐讨洪明等山越帅进军路线示意图，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底。自此以后，武夷诸山的深处再也不是山越怡然自得的乐园。）

东吴重臣陆逊则是继孙氏第一批元勋宿将之后，以经略山越、扩充兵源而进入江东政治核心者。吴郡陆氏在把控庐江太守一职时与孙策多有冲突，陆逊本人在孙权时代才出仕，第一份出镇地方的要职则是海昌屯田都尉。海昌位于太湖东南，西边就是原严白虎部活动的地域，又是孙策平吴郡、会稽时的主要战场，人口稀少，急需恢复生产。除开仓放粮、劝课农桑等常规政策之外，陆逊还极力通过搜括隐匿人口、招抚流民和吴郡山越残余增加劳动力。然而太湖周边的山越宗帅势力仍在，并且藏纳流亡、不上租税，实质上在与孙吴争夺农业资源。陆逊上疏请讨潘临等宗帅，得到许可后自募部队征讨太湖周边山越，初次展现其军事才能，并且充实了海昌军屯的劳力。陆逊的部曲也在这次征讨中组建成形。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攻濡须口，向鄱阳山越帅尤突颁发印绶，山越之众再次群起骚动，响应曹军南征。鄱阳的尤突直接威胁通往荆州方向的柴桑、豫章，由山越毁灭者、驻扎新都郡的贺齐率军征讨；响应尤突的丹阳山越，孙权则指定新人陆逊前往讨伐。此时孙吴军队主力正与曹操交锋，镇压山越的部队以将领自己的部曲为主，辅以临时征募的地方壮勇。相比于多次取利于山越的贺齐，陆逊在部曲、装备上都远远不如，但他仍然取得胜利，成功通过军功转为军职，并屯军历阳渡口附近的利浦，拱卫丹阳郡最重要的水路并监视芜湖以南山区的山越。在农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卓著成绩，使孙权对陆逊愈发赏识，“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三国志·陆逊传》）。正是在这个节点，陆逊向孙权提议“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三国志·陆逊传》）孙权采纳其策，并升陆逊为帐下右部督，使之得以掌管孙氏的直属武装部队。曹操又授予响应尤突的丹阳越帅费栈以朝官印绶，孙权派遣陆逊实践其大掠山越人口的方略。费栈作为饱受打压的丹阳山越，手中历战老兵较少，此次起事多是依靠个人威信和所获印绶号召起来的汉越山民；陆逊针对性地虚张声势，广布军旗营帐，在山越营地四周布置鼓角，入夜行军鼓噪而行，诱发山越内部炸营，大破之。击败叛军主力后，陆逊于丹阳、会稽、吴郡大规模收编和掳掠山越人口，严格执行他此前向孙权提出的建议，“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淸”（《三国志·陆逊传》）。此次部伍山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可谓孙氏入江东以来之首，强制编户的不仅包括汉化较深的山越宗部，也涉及了组织较为松散、深居山间的越族，还包括散居于东三郡的汉人逃户流民，乃至于招致了时任会稽太守的弹劾。自此以后，“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成为东吴诸将搜山捕越的定则，并且在袭取荆州后成为对待荆南蛮族的政策。走马楼三国吴简就有关于东吴“部伍夷民”和调发“夷新兵”的记载，东吴在扬州和荆州交通便利之城中，人口买卖市场往往有大量的山越或蛮族奴隶出售。陆逊在孙吴与山越矛盾不断激化的特殊时期推动了掳掠越、蛮人口成为孙氏政权的一项基本政策，他本人凭借实践之功跻身江东权力核心。

（今之通俗绘本图，展现东吴征讨山越的景象。实际上，吴军在山区作战较少使用骑兵，骑兵大多充当重要将领的护卫，起威慑和封锁巡逻作用。）

四、野花零落：江东山越的衰亡

在一系列或大或小的搜山捕夷战役中，孙吴维持了一条补充北线兵源的生命线。山越的反抗虽此起彼伏，但总体上烈度不断衰减、规模趋于破碎。陆逊所定之捕蛮夷策大规模推行后，成建制的山越宗部势力快速衰落，东吴诸将为持续地从剥削山越中获利，越来越倚重主动进入深山搜剿而非镇压山越叛乱。

费栈被平定后，宿将朱治移封故鄣镇抚丹阳、吴郡、会稽山越，此为史籍所见孙氏政权最后一次大规模对东三郡山越实行较为缓和的政策。随着魏吴两国对庐江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魏国方面再次寄希望于山越部众牵制吴军西北方向的军事行动。吴黄武四年（）冬，鄱阳宗帅彭绮自称将军，攻没郡县，叛乱迫近柴桑防线。孙权派出解烦督胡综率领禁军溯流而上平叛，曾镇压钱唐和丹阳山越有功的周鲂出任鄱阳太守为辅助。来年正月，彭绮就被平定，可见长江沿线诸郡山越宗部之衰势。但魏国方面并没有重视研判这一形势，除身处中央之孙资以“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三国志·刘放传》裴注引《孙资别传》）推断山越已以难成大气，负责对吴作战的豫州、扬州前线军官仍然把联络山越、颁发官印作为牵制东吴的有效手段。在这一背景之下，以“周鲂断发赚曹休”故事知名的石亭之战爆发了。周鲂发给曹休的降书，营造了彭绮起事失败后仍有大批强力山越宗部不满东吴的假象，轻易将曹休调动入皖城，此处可以看出曹魏缺乏对东南山越相关情报的动态解读能力，亦可见孙吴在二十年间有计划剥削和消灭山越的巨大成效。石亭之战后，魏国仍然在书面上将山越与荆州武陵蛮等南族并称，“武陵邑侯相严等纠合五县，请为臣妾；豫章庐陵山民举众叛吴，以助北将军为号”（《三国志·陈留王奂传》），但已无实际上大规模发动扬州地区山越的举措。石亭之战期间，丹阳、吴郡、会稽新开拓地的汉越民众发动抗税起义，孙权分三郡险地临时设立东安郡，全琮出任太守，剿抚并用，以严明赏罚、匡正法度为主要手段，重新将三郡开拓地区的万余人口纳入国家编户，本质上是对征越拓地成果的巩固。当地社会恢复秩序，东安郡旋即撤销。

山越遗址

随着东吴对山越大规模征伐的深入，越来越多更为原始、组织更零散的山越部族成为东吴之敌。自彭绮之乱后，扬州山越已少有宗帅领导的大规模反抗出现，更多的是东吴军队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搜山捕猎，以至于可以成建制收编的宗部宗伍近乎绝迹，而山上之民的分布愈发分散难以索求，甚至到了抓捕进山自行垦荒的拓殖户充作山越虏口的地步，“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三国志·诸葛恪传》）。如此尴尬僵局，需要一位另辟蹊径之人打破。嘉禾三年（），多次上表请求征讨深山越族的诸葛恪终于被任命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孙权还给他配属三百名精锐“棨戟武骑”，显示出东吴高层对诸葛恪打破竭泽而渔困境的期待。诸葛恪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的“幽邃民人”（《三国志·诸葛恪传》）。第一步，诸葛恪在山越活动区周边布置封锁，命令有关各郡县清查户口，严格管理和保护已经归顺东吴的平民，各部将领把守要道关卡，杜绝山民从贸易中获得粮食等物资。第二步，有计划地破坏山地本就脆弱的农耕经济，组成封锁线的各部队“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三国志·诸葛恪传》）。第三步，以优惠政策招诱饱受饥荒折磨的山民，不执行降民优待政策的地方官都遭到诸葛恪严办，重者处以死刑。在大棒加胡萝卜的绝户计之下，大批山越散户出居东吴控制下的山间平地，诸葛恪超额完成了上任之前三年得甲士四万的承诺，其自领兵万余，其余大部分可直接充作兵员的壮丁都分给了参与封锁的将领。凭借此次捕猎的成果，东吴取得了毗陵等处屯田的成功，暂时性缓解了东吴的兵源与军粮危机。诸葛恪因此大功升任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奠定了取代陆逊成为东吴政坛一霸的基础。

诸葛恪之后，东吴再无一人能在对山越的剿抚围猎中取得丰硕成果，山越的宗帅、宗部与宗伍从此淡出了史家的视野。虽至孙皓时期，扬州仍有新置郡县，亦有山越之人参与的叛乱，但再也没有镇压叛乱后大量收编山越兵士和民户的记载。西晋灭吴后，北人南迁大潮开始，此时已经不再有政府组织的针对江东山越的捕猎，但渴求土地的北人和吴人大量涌入东南丘陵区的各个山谷，把山越成片连结重振的希望溶解了。西晋末年，石冰与陈敏相继席卷江东、脱离朝廷自立，皆不闻山越遗民有为抗税自保而举事呼应之声。东晋初立，财政高度依赖对南方诸族的特别征税和特产贩卖，荆州、豫州、江州之蛮反抗最烈，然亦不见以扬州山越之名反抗者。谢灵运于会稽营造庄园，监督运木时见到山区居民，呼之山越，并惧怕其富有蛮力之形象，但也不过名士风流生活的一个插曲。陈文帝任梁会稽太守时，有分部讨击山越之事，但此处“山越”已是跨越东晋、宋、齐、梁四代再次出现，其族属真为东吴时山越后裔，还是后来迁入的蛮、獠族系，已无法考辨。以至于隋唐征讨岭南俚獠，也冠之“山越”名号，自然与江东地区的山越族无直接关系了。南宋刘克庄认为福建畲族即山越后裔，应属梳理史迹后无奈拼接的用典附会。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搜山图》局部。搜山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一种艺术母题，以天兵天将入山搜杀妖怪为主题，来源于东晋时道士入山访仙的热潮。江东六朝时期对山越等山中蛮夷的大规模剿杀，或是搜山图的真实写照。）

五、脆弱的“赞米亚”：自东吴扬州新置郡县之侧面观

东南亚的“赞米亚”地域随着中华帝国的推进和越南、暹罗、缅甸的不断集权化而缩小，但至今仍保留着较强的独立性。汉末至于西晋的山越则被吴地政权的郡县步步蚕食，最终淹没在编户的海洋之中，失去了编织“百衲被”的经纬线。自孙策渡江后扬州地区设立的郡县，可以帮助今人一窥当时开发山地、剿抚山越的过程。

东汉时期，扬州刺史部稳定管辖的郡县除去江北的庐江、九江两郡外，丹阳、吴郡、会稽三郡号为“三吴”，此外还有彭蠡泽以南、武夷山以西的豫章郡。东汉扬州江南四郡，各郡辖境都呈现汉地平原与山越山区的组合。一般地，郡治设置在平原地带开发较为成熟的县城，重山群越之间的县则多设都尉府实行军事管控与羁縻统治。

丹阳是江东汉地的统治核心区，山越主要聚集在郡境中南部的山地。孙策初渡江，击退丹阳山越的袭扰后，设立始安、安吴两县作为日后进军皖南山区的前进基地。击退刘繇后，在宣城以东分置广德、永平两县。建安十三年（），贺齐讨平黄山之南、新安江上游的歙县、黟县多个山越万户，在歙县中分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四县，推行编户齐民。孙权在此基础上置皖南六县为新都郡，新都太守以都尉兼任，实际上仍然行使原来丹阳南部都尉的职权，乃是东吴军事官民政权力加强的表现。此外，天目山北麓的怀安、宁国两县也是建安年间析置。东吴正式建立后，丹阳一郡基本没有新增县和析置郡，说明山越在皖南地区进入了碎片化的山居状态，完全退出了大型山间谷地。

汉会稽郡境则是孙吴新置郡县最多的地方，这与贺齐在今浙南、福建地区的大规模作战和开发有密切关系。富春江流域新置的新城、桐庐、建德、新昌四县，孙权在位初期就已设置完毕，自富春江下游而上，反映这一区域开发得较为成熟。衢江、东阳江流域的开发则贯穿整个东吴时期，孙皓在此基础上设置的东阳郡不尽符合山川形便原则，此乃该地区多方向逐步开发、其路径与山川自然形势不完全吻合的情况在政区建置上的反映。浙南地区的县城则是基本分部在各江河入海口，自南向北排列，直至东吴中后期才有内陆之南始平县，孙亮时期正式析置临海郡，但直至东晋建立，该郡内陆都无新置县城。福建地区则是依托会稽南部都尉府的军事推进得以逐步纳入郡县体制。孙策驱逐王朗时，置建安（号为建安年间汉帝国所置第一县）、汉兴（后改为吴兴）、南平（新置郡时改为昭武）三县。随着贺齐征讨武夷山越、打通豫章与建安之间的交通，闽北较早得到了充足的开发。直到永安三年（），孙休置建安郡，闽地才新置了将乐、南平、东安三县。

汉豫章郡地区属于孙吴政权早期的边境，西接荆州、北望庐江，境内山区多山越。孙策在海昏县设置建昌都尉，兼有防备刘表和控驭鄱阳湖周边山越之目的。鄱阳湖区土地平旷、水源充足，适宜农耕，故而很快形成了以湖区平原联系入山之乐安、葛阳、广昌、钟陵、上饶等县的小格局，最终形成了鄱阳郡。庐陵郡和临川郡都是东吴中后期开发出来的新郡，当是东吴对于山越全方位捕杀的产物。安成郡则是东吴控制荆州后，为应对罗霄山脉蛮族而进行的划分。

到西晋灭吴之时，扬州境内的郡县数量较东汉末年有了巨额增长，这与山越控制区的快速消亡有直接关系。因为诸多郡县所形成的“华夏网络“，江东山越彻底失去了连成一片、自立政权的可能性，并且无法抵御汉文化从各个方向施加的影响，以至于自身的越族文化属性都未能长久保留。

（《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晋卷之扬州地图，武帝太康二年即公元年形势。可见在东汉会稽、豫章、丹阳三郡基础上，东吴析出九个郡级行政区。东吴的新郡新县，大体都经历了军事化到民政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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