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新成果,华夏南淮夷天下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究竟在哪里？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为何中国大地上，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仁和中庸文化？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延绵不断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信念。

中华文化也称为华夏文化。要破解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首先要破解华夏文化的具体来源。华夏文化的概念形成，来源于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大禹治水鞠躬尽瘁，成为夏王朝建立的基础。

“夏之兴也以涂山”（《左传》）是中国文献典籍中为数不多、得到历史研究确认的关于夏王朝的地望记载。因此，淮河中游的涂山，才是我们探寻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起源的明确地理坐标。离开了淮河涂山这一确定不移的地理坐标，所进行的夏文化研究，只能是南辕北辙。而且淮河涂山关于夏王朝的历史信息，绝不是这一个孤证，“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进一步确立了淮河涂山与大禹建立夏朝的明确关系。大禹的“涂山之会”与周穆王的淮河“涂山之会”，成为夏王朝兴盛与西周鼎盛时期的标志，是华夏文化兴盛、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因此，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研究，也就是破解淮河涂山地理、人文文化的工作。

中国文字是建立在象形基础之上的文字系统，象形是最初文字基本形态。“华”与“夏”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代表，其文字的象形特征，正体现了中华文字特征。根据笔者的深入研究，“华”字来源于对淮河涂山地区的地理环境刻画，是由涂山、荆山、淮河及四条河流所组成，这也确立了“华”字的唯一性。“夏”字在历史文字记录中，是一个极为丰富的象形文字，有六十多种象形字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像头、像手、像足、像一个跳舞的人；具体来说，“夏”字就是来自于对一群跳舞之人舞蹈动作的不同刻画，这也是产生形成“夏”字内容丰富的根本原因；“夏”字的象形对象来源，正是对流传至今的淮河花鼓灯舞蹈动作的不同形象刻画。

“华”字与“夏”字，来源于淮河涂山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文化，“华”字代表淮河涂山的地理概念，“夏”字代表淮河涂山的人文概念，华夏文化也就是淮河涂山的人文文化，在此形成高度的统一与唯一对应。大禹在淮河涂山凿山导淮，治理洪水，建立夏王朝，形成夏文化，凝聚成华夏民族，成为中华文明建立形成的起点。

在中国最原始的文献典籍中，关于华夏的记载，无不显示出华夏概念与淮河涂山地区的密切关系：“楚失华夏”“徐，夏故也”“（徐）楚人恶我即诸夏也”“（越伐吴）诸夏之人莫不欣喜”“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这些《左传》中关于“诸夏”“诸华”的记述，所指示的历史地理无不围绕淮河涂山的周边，是对淮河涂山周边诸侯国、攻取目标的描述。因此，“华”“夏”“华夏”“诸华”“诸夏”在原始文献记载中，同样是对淮河涂山地区的描述。

“华”“夏”文字产生于淮河涂山地区，汉民族的代表舞蹈——淮河花鼓灯舞蹈产生流传于淮河涂山地区，“舞”字的象形来源也是对花鼓灯集体舞蹈动作的形象刻画，文字与民族舞蹈是华夏文化的两个重要内容，已经证明都产生于淮河涂山地区。那么，作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重要代表的“诗词歌赋”，是否也诞生于淮河涂山地区呢？

《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大禹治水“巡省南土”在淮河涂山治水而娶涂山氏女，涂山氏女所咏的歌谣，被称为“南音”，周公召公以此采风而成为《诗经》开篇中“周南”“召南”篇章的来源。因此，我们说《诗经》产生来源于“南土”的淮河涂山地区，是一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客观事实；“南土”与“南”也是对淮河涂山地区的另一种称谓。

“南”与“南土”与淮河涂山的对应关系，在《诗经》篇章中和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着众多的历史记载。“鼓钟将将，淮水汤汤；以雅以南，以龠不僭”“既敬既戒，惠此南国；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不测不克，濯征徐国。”“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

这众多的《诗经》篇幅中，“南”“南国”“南土”与“淮”“夷”“淮夷”“南夷”及“徐土”“徐国”，成为《诗经》中排比、重复、对比、反复使用的词汇，是诗词中的对偶句式，含义相同、相近。因此，根据笔者的研究结论，“南”“南国”“南土”“淮”“夷”“淮夷”“南夷”在《诗经》与古代文献中，都是对淮河涂山地区的不同称谓，其地理含义相同。

这些对淮河涂山地区的称谓，在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尹吉甫作为公认的《诗经》收集者，在出土的兮甲盘铭文记载，向我们揭示了两个重点的中华历史文化谜底：一是尹吉甫收集的民间诗歌而集结而成的《诗经》，来自于南淮夷地区，也就是淮河涂山地区；二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中华文化诞生源头的《诗经》，是孔子“不学诗，无以言”、是《左传》中历史人物文化、说理的思想来源。兮甲盘铭文也同样证明了“南”“淮”“夷”“淮夷”“南淮夷”在地理概念上与淮河涂山的同一含义。

“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尹吉甫到了南淮夷淮河涂山地区，征收整个淮夷淮河上下游地区的税赋，“南”所代表的淮河涂山地区含义，一目了然。

“南”所代表的“淮”“夷”相同概念，在其他青铜器中同样有明确记载，如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唯伯犀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如果我们把“南”“淮”“夷”“淮夷”“南淮夷”作为同一地区的特指，许多历史文化谜团将迎刃而解。

“华夷之辩”“夷夏之争”是中国历史学界存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难题。之所以长期存在，正是因为“华”“夏”“夷”实为一地，只是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的不同称谓。而这个同一地区，就是“南”与“淮”所指示的“南淮”或“淮南”的淮河涂山为地理标志的淮河流域。

淮河流域经常性的水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印象。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国力贫乏的情况下首先开始的就是轰轰烈烈治理淮河工程，成为凝聚民心，树立民族自信心的伟大工程。而四千年前，大禹治水建立夏朝也正是始于对淮河水患的治理：《史记》“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

这些文献典籍对“天下”“中国”大洪水的描述，正是来自于对涂山淮河流域的洪水情景描写。这些情景描述，在刚过去的年夏季淮河大洪水，在淮河涂山地区又再一次重现。如果不是新中国以来所建设的众多治淮工程的巨大成绩，避免了洪水泛滥于“天下”、“泛滥于中国”，淮河涂山地区人民将会遭受更多的灾害。因此，尧舜禹时期所描述的“天下”“中国”大洪水，同样是对淮河涂山区域洪水的描述，上古时期的“天下”“中国”概念实际仅仅是指对建立夏王朝的淮河涂山地区。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于淮河涂山地区将成为未来考古工作者求证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地区、主要工作；历史考古研究表明，华、夏、南、淮、夷、天下、中国、中华同义，其所特指的地理概念标志为淮河涂山。（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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