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留给后人的文明遗产疆域人口分布以及

我们透过周人的历史活动，可以来进一步了解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和在人口上的大致状况。史地学家陈正祥先生曾经仔细搜集中国古籍中和人口有关的资料，做出非常详细的人口分布图来。从中国人口的分布变迁，可以清楚看出周人与周文化在中国地理上的深远影响。

史料上的古代中国人文地理

历史性的人口分布图，从西汉开始，《汉书·地理志》提供了最早的数据。从西汉的人口分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中国古史的人口重心，其实不是黄河流域，而是渭水流域，那就是周人的起源地。

相对地，靠东靠南的淮河流域，从自然条件上看，有更肥沃的冲积土，也有比较充分的雨量，它的人口密度却迟迟无法和农业条件较差的西北部相比。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变数，是黄河下游泛滥。水中泥沙量很高的黄河在出海口附近，形成了一大块洪区。淮河河道也在黄河的洪泛区域内，黄河不规律的洪水泛滥，提高了这一带的居住风险，也就抑制了这一带的人口成长。这也是中国文明在黄河中上游发展比下游更快更顺利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西汉时候长江流域，包括江北的区域，都还没什么开发，人口就更少了。

陈正祥先生整理的“西汉三公九卿籍贯分布图”，会更突出地显示这一点。在这张图里他整理了史书上查得到的西汉三公九卿，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的出身来历。和整体人口分布密度相比，清楚显示渭水流域、长安一带，出现三公九卿的机率，明显高过平均的人口密度。这块地方，周人的起源地，后来一路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自然的生产条件并不是最好，在农业生产上其实落后于东部区域，然而却一直保持了人才中心的特殊地位。

进一步来看，拿唐代人口分布做比较。汉、唐相比，第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巴蜀，也就是四川盆地的兴盛。巴蜀、四川这一带，西汉时人口少得可怜，然而到了唐代，已经变身为重要的人口集中区了。而另一个新兴的人口集中区，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北岸。到了唐代，巴蜀和长江北岸的人口密度，都已经超过渭水流域了。

然而这样的普遍人口分布，和唐代诗人的分布就有了很大的差别。诗人出身地的分布上，一看，渭水流域仍然占有极高的地位，这个地方出诗人的比率远远超过其一般人口的比例。除了诗人之外，进士也是唐代文化的重要指标，所以还可以同时看一下进士们的出身背景。进士的分布上，渭水流域的优势更明显，几乎大部分的进士都来自渭水流域联系到黄河两岸，也就是北方的旧文明区。这样的分布趋势，呼应了诗是唐代新兴的文化代表形式，进士考试除了诗以外，还有其他即有的传统知识，因而进士出身所反映的地理分布，就比诗人的出身要来得更古老一点，黄土高原老文明区占了更大的比例。

到了近世时期，人口分布有了新的变化。南方的两湖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相接的区域，人口密度高度增长，更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也成了新的人口中心。从人口分布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中国的地理重心，一直不断地往南移。和人口变化相应发展的，也就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最早指出的，中国经济生产的中心也一直不断南移的现象。

经济、人口重心先往南移了，政治的中心才随而变动。到北宋，巴蜀和长江下游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越黄河流域了。我们看北宋的人口分布，我们还一定会注意到另一个重点，那就是城市的兴起。

陈正祥整理的分布图中，特别用圈圈的大小，来表示城市人口的数量。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立刻看出这个时代人口的集中程度。开封是一个超级大城，聚集了惊人的人口。宋代以降的中国近世史，和前面的其他历史时期切划开来的其中一项特性，那就是都市的发展。人口高度集中，商业繁盛，这样的城市现象，宋代之前并未出现，却是宋代、明代的历史变化关键。

就像诗是唐代最主要的门类，到了宋代，词才是主要的新兴文类，也是宋代异于前代的新流行。反映在地理上，我们就看到渭水流域的衰微。出身渭水流域的词人，少得可怜，相对地，词人在南方的分布就要密集多了。这似乎是和人口、经济、政治重心南移同步、必然的变化趋势。但是如果改用其他标准看，图像就改变了。

诗是一个比词古老的文类，于是在分布上，诗人就比词人来得广。北方比起南方并不逊色。再换到政治的领域里，那么我们就发现，要当宰相，要能在政治体制中上升到最高地位，北人还是比南人强。南方在经济上的领先发展，到宋代已经影响反映在新兴的艺术成就上，但要再等几百年，才能真正累积为全面的优势。到了明代，透过陈正祥先生整理的进士科举考试前三名的出身分布图，我们看出来他们明显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了。

古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活的互动

看这一系列的人文地理数据，我们能够快速地掌握中国文明的基本动向。最早以西北边的黄土高原作为核心，接下来朝向东方开展，继而往南方开拓。之后南方较为优越的经济生产条件，就保障了长期南优于北的发展速度，随着时间，中国文明地理的重心也就不断地朝东南方推移。

可是这股推移的力量，还有内在的分别细节。在经济上，推移改变得最快；相对地，政治、文化就慢得多。中国的文明地理范围持续地扩张，照理说随着重心的推移，整体中国文明的性格应该随而改变。然而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却是最早因应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所产生的许多文明因素，有着非常强悍的延续性，没那么容易被东方、南方的新兴力量取代。甚至经常倒过来，地理扩张的过程中，旧有的文明因素被带到东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罩盖在这些不一样的地理环境上，仍然保有它的正统高位。

最早在黄土高原所产生的基本价值，尤其是对于大自然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连带发展的生产制度、社会制度，很奇特地，并未在经济重心转移到生产条件相对比较优渥的东南方之后，就因应改变了。两、三千年来，一直维持着是中国文明无可动摇的底蕴。

周人创造的文化，原先是和他们起源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密切关联的。然而这样的一套生活价值，后来就具备了高度的人文性。随着人的迁移，这套生活价值就跟着迁移，进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只做了小程度的地方性调整，而不是依照当地的自然环境，变化为不同的系统。这是中国文明高度延续性特征的根底。

周人的重要文明遗产——非表音文字

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历史体系，除了在地理文明上的奠基，另外还有一项内容我们无法忽略，那就是由周人订定的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中文是全世界独一无二非表音的文字系统。所有其他能够流传下来，实际在大型社会中运用的文字，都是表音的。这套文字为什么不是表音的？这很容易解释——因为这原本是商人用来记录与神鬼交接的秘密符码。在发明这套符码时，没有记录语言的需要；或者更广泛地说，没有明确的表音动机。

我们不确定甲骨文上的每一个符号，是否都有固定的声音，但我们知道这些符号在功能上，不是为了对应、纪录语言的。在商人的文化中，文字是神秘的工具，是暗码，只有少数几个牵涉到与鬼神沟通的人才能接触、才能够看得懂。周人从商人那里学来了这套系统，却把它用在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周人聪明地发明了一种文字和语言的对应法则，那就是后来“六书”中称为“形声”的法则。

形声是将原有的字用来当作声符，配上一个代表意义的偏旁而构成。例如“诚”字，取的是“成”的声音，加上“言”字偏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对应的，是语言中形容说话真实，说真话的意思。从甲骨文到金文，我们看到最大的差异发展，就在于形声字上。靠着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本来和语言关系松散的文字，取得了更贴近记录语言的功能。

接下来，有像《诗经》这样的文献的出现，那应该是个自觉的、庞大的计划，将本来只存留在口语上的诗和歌的内容记录下来，这计划的关键，就在让文字彻底转化为能够和语言对应的系统，从相反方向看，同时也就可以借由这些容易颂记的诗歌语言，让人理解文字在记录声音上的基本规则。

这一套文字和语言之间，有着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反映、跟随部分语言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却又不完全受到语言快速变化现象所控制，可以独立于语言之外而存在。没有如此神奇的语言，像中国这么大的区域，要维持这么久的政治、社会、文化统合，这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中文在文字语言上的共通性和标准为中国文明在之后的长久传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仰赖于中文非表音的文字特性，也仰赖于周人建立的这一套文明的系统。中国的文字太过独特，对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极为深刻。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z/5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