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张謇眼中的淮患成因与导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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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以前，淮域是鱼米之乡。南宋以后，封建统治者近千年的折腾，使其沦为穷山恶水之地。张謇年青时多次考察淮河。随孙云锦入汴后，亲身经历了黄河救援。实业甫一就序，张謇即着手治淮工作。

张謇治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即开放被视为无用的资源，由市场配置，通过市场手段化害为利。这一理念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利商、利民、利国，但不利于通过资源垄断以谋求私利的官僚集团，也使担心影响其专制权力的封建统治者狼顾狐疑，是以最终难以成功。

治淮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

张謇对操控全国资源、处处以自身利益为重的专制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革命论》中写道：“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

一

费礼门指出：“洪水在中国，危害人民生命为数之众，举世殆无其匹。”

皇权时代中央的治水多服从于维护君权的目的，这种治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利，但也造成了长期触目惊心的水害。中国古代的“四渎”渐渐地失去了一渎半：至近代，济水踪迹难觅，淮水的自然河道仅剩中上游。可以说，淮河水患是封建统治者近千年折腾的结果。

近代淮地、尤其是淮北土壤地貌和农业生态变迁，主要是黄河长期夺淮、朝廷在淮域兴建无数保运(河)工程的结果。

北宋以前，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考古证据，均表明中国的核心地区(甸服、侯服)主要居淮河、黄河之间。原来的淮地自然生态非常优越，宜稻米、小麦、蚕桑，民谚称“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古人称淮安，“财赋殷繁，鱼米沃壤。”盐城，“士惇礼让之风，民乐鱼盐之利。”海州则为“鱼盐之邦”。海沭地区“晓市多鱼蟹，村庄足稻粱”。

春秋时代，淮地就兴建过大型截水工程。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吴军进攻徐国，“防山以水之”;“此盖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纪载。”东汉兴平三年，曹操军队围攻下邳吕布，“遂决泗、沂水以灌城。”南朝梁武帝时，在淮河中游尾部浮山一带筑堰，以淹没上游公里处北魏占领的寿阳。浮山堰长9里，上、下宽各45和丈，高20丈，堰西水深19.5丈。总蓄水量多亿立方米，水域约多平方公里，淹没了今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寿县、颍上、霍丘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分。直接造成“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隔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大堰存在了4个月即溃决，“死者十余万口。”梁武帝还在淮北修宿预堰和曹公堰，均用于军事目的。梁军后来大筑韩山堰(即寒山堰),以水淹彭城。像浮山等堰无任何“水利”可言，于敌、于己、于天、于地、于民皆是不折不扣的水害工程。

宋高宗二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这个决口历南宋、元以及明代中前期，未加堵筑，造成黄河长期南北分流。明弘治六年(),刘大夏始筑太行堤，把黄河北流的河道堵死，让黄水全部向南流入淮河。黄水入淮，通常不是一条河道，往往漫流为巨大的扇形行洪区，使得淮北生态雪上加霜。清人指出：“以全河赴淮，淮不足以当全河之怒，则溃决益多。”孙嘉淦称：“自刘大夏筑太行堤二百余里……逆水性而祸民生，亦可谓拙于谋矣。”

由于淮水加上黄水均从淮河下游河道入海，造成河道经常淤塞溃决。万历七年(),潘季驯为了加大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在前人遗留的小规模的高家堰基础上大加增筑，完全截断淮河，把原来陂塘性质的小湖泊群连成规模巨大的一个水体，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从此就有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这个事实上的人工大水库。

以常识言，人类蓄水的水库常建在山谷中，数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两道坝堰即可，这样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洪泽湖则是一座建在平原上的大水库，北、西、南三面基本无堤捍水，只有东面一道高家堰大堤。

淮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为中游，即使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起点，中游公里的河床落差仅16米，比降为0.0‰。实际上，许多河段是倒比降。据民国时实测：“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许，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许，由五河至寿县一带三四百里间之淮底，几无倾斜。”

洪泽湖底的高程已10米多，最低处也达8.5米，而高家堰以东里下河平原的海拔仅约米，比洪泽湖底低6米多。据推算，潘季驯修筑的高家堰堤顶高程约12.2米；清代逐渐加至19.0-19.5米之间。洪泽湖水位达12.5米，湖面面积为.9平方公里；水位提高到14.56米，湖面增加约平方公里。清代在该湖蓄水往往2丈(合6.4米)以上,即整个淮河水位高于16.4米，也就是淹没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区海拔16.4米以下的所有地区。“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产，俱付洪流。”

年，洪泽湖水淹没了泗州城。经测量，泗州南城墙高度为5.8-6.4米。泗州永沉湖底，没有城墙、护城堤保护的广大乡村镇市被淹没之广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淮河中游以及运河两侧形成了数以百计的较大湖泊，大量田庐永为水窟，亿万生灵沦为鱼鳖。此皆增筑高家堰等治水措施的影响。

在明清朝廷大规模治水的区域，水灾不是有所下降，而是直线上升。顺治至雍正的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中运河河道变迁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黄河主河道虽无大的改迁，但减水道变迁6次。乾隆时代，黄河溃溢20次。每一次河道变动、甚至河道决堤，都是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民众家破人亡、产尽财罄、惨绝人寰的悲剧。

因此，淮域的水患是人祸。刘尧诲写道：“淮扬多水患，而说者以为天数，岂非妄哉。”

淮河水患的真正成因是皇权的乱作为，主要肇因于封建统治者蔑视自然、视民为蚁、治水事务以服务政治需要、把民生民命作为可以随性牺牲的“代价”。而在封建统治者的不懈折腾下，淮北民众只能消极地“躺平”。

清初，靳辅发现，淮安、徐州、凤阳一带百姓，“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多杂艺于蒿芦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粪溉，甚有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资生者，比比皆然也。”

到清中期，江苏巡抚陈弘谋指出：“淮徐海境内，地土非尽瘠薄，可以种植。地土一望无际，只因河流未通，一遇天雨，是处弥漫。或广种而薄收，或有种而无收，一年妄费工本，次年遂弃而不种。”粗放地听任农田长草，比种粮有保障。“或既种而复渰，并失其种，所谓有地不得耕也。”

张謇写道：淮河“迨入苏江北境内，则以千六百余里之河身，包括五十二万方里之雨区，集合七十二山河之支派，悉以我淮扬数万里之面积为归宿。而古来自由入海之孔道，夺于黄河者六百余年。河徙而北，置不治理，久已淤垫，又五六十年，而江北从此多灾矣。灾之远者不必计，最近自光绪丙午()至今十三年耳，灾凡六见，推而至于与淮有关系之沂，与沂有关系之沭，灾亦频见。顾此肥美可耕之地，每值米麦刈获之时，一旦西水东注，颗粒无收，遂成制造土匪之场，媒介盗贼之主矣。直接之患，江北独受之；间接之患，全国同受之。夫此非不可挽回之事，而熟视无睹，其咎安在?”正如张謇所云，淮河问题最终成为危害整个中国的全局性难题。

二

从技术层面来看，淮河问题源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灾影响的主要地区是淮安、徐州、海州、凤阳、颍州(阜阳)、泗州等淮域地区，张謇所处的通海地区并非淮祸的直接受害区域，但张謇对淮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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