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疆界抑或者是夷夏之界

夷夏观念的最初形成，其实是基于地理方面的考虑。《尚书·禹贡》中将夏王朝的疆域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要服和荒服为蛮夷居住的区域，其主要对“中国”之地起藩辅、保护的作用。显然，这种划分是一种理想的疆域图景，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施。中国古代的民族交杂融通，夷夏之界并不是那么明显。

宋代南北对峙，夷夏各占一方，传统的地理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尤其南宋东南偏安一隅，地理空间的狭窄在一定程度_卜影响了宋人的文化心理。

唐代虽然有几次边界划定的协议，如唐与吐蕃清水之盟就曾经划定了临时的疆界，但是唐代的边界从来没有像宋代的边界那么明确。在宋人的集体记忆中，对边界有着深刻的印象，尤其那些北使辽庭使者的行记和诗歌中，总是对宋辽的边界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宋代，边界意识凸显，人们对边界的认识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关于这一点陶晋生先生就曾指出:“宋人在宋辽关系史上有‘多元国际系统’的两个重要观念是:一、认知中原是一个‘国’，辽也是一个‘国’;二、认知国界的存在。”

“国”的观念与国界的存在是夷夏之防变严的表现。历朝历代都有边界的概念，如汉代以来“塞”就成为一种边界的记忆，人们总是在塞内和塞外有不同的感受。这种感受一方面确实来自地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文化心理因素，特别是关于夷夏的观念在其中尤为突出。

长城的变化

宋代长城己经失去了作为防线的作用，边界线由长城一带向内迁移不少，这令宋人极为担心，如范仲淹就认为:“今自京至边，并无关。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马一纵，信宿千里。若边少名将，则惧而不守，或守而不战。

或战而无功。再扣擅渊，岂必寻好!未知果有几将，”张泊以为:“其盖天地所以限华戎，而绝内外也。……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传统的疆界要么有高岭大谷以阻隔夷夏，要么有军事堡垒“塞”(这些塞依然建在形势险要的地方)作为屏障，然宋代“中国”无险可守，尽失地利。

长城防线的失去，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长驱直入，对宋王朝的统治威胁很大。宋与辽之间更多时候则是通过擅渊之盟的协定保持和平。到了南宋边界线一度到了秦岭淮河一线，这里有高山大河为限，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金人的南下。

疆界线的压缩使宋代的“塞”文化己不复唐代那么典型，呈现出另一种风貌。盛唐时期，在西北的边界线远至西域，在东北的边界线到达了遥远的大室韦部，。宋代的边界线就在家门口，甚至曾经的文化中心也被金人占领，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按照《禹贡》所构画的理想疆域图景，蛮夷居住的荒服与中心之间距离最为遥远，对中心地带起藩辅作用。宋代蛮夷就在家门口，自然谈不上什么藩辅。在这种情况下，无限的“天下”与有限的“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冲突，一条明确的界限打破了理想的图景，也说明了“他者”的强势存在。

宋辽之间，在擅渊之盟后，边界持久而稳定，“宋借以防御北骑之冲突者为沧、保诸州间的塘泊，东起沧州东境泥姑海口，东北经沧州、干宁军至兴安军逛通而东，经霸州，西南至保定军，复西北至雄州，折而西南，至顺安军，复西至保州边吴淀，复自保州西北至安肃、广信军南境。”

是一条由众多塘泊、山地等组成的缓冲地带。南宋与金的边界线则在秦岭淮河一线，地理屏障的意义更大。在淮河以北虽是金人的统治区，但这里的文化依然是中原文化，金人统治时期曾强迫中原地区的人们易服改发，不过在宋使的眼中这里仍然是大宋文化的势力范围，与北宋使者越过辽宋边界的心理是不一样的。对这些边界的感受最强烈的人就是宋使，他们在交聘行记中对这些边界有很多书写，这些书写当中兼具地理与文化的认识。

白沟

在宋辽的边界线上，其中最使人们感受强烈、具体的边界线是白沟，白沟又名拒马河，或巨马河，位于北宋雄州归信县与辽之州新城县之间，它是北宋使臣使辽的必经之地，这里是宋境内的末站，也是开启辽境新行程的第一站。

使者们对这里的感知最深，他们在行记中多会记录白沟，因为这一界线的文化象征意义更为明显，越过白沟就是另一番天地，是一个新的国度。在历史的记忆中这里多数时候属于“中国”，现在却因为一条界线存在，似乎两边完全成了不同的世界。

这里与历史中的“塞垣”有很多不同，这里既有骑马射猎的场景，也有荷锄耕作的场景。据路振的《乘招录》和工曾的《上契丹事》记载从白沟蜂到契丹的新城为四十里，白沟南北皆为平地，无丘陵，中间是一块宽阔的“两属地带”，常有契丹人越过界河捕鱼和砍伐柳树，这令宋代朝廷非常头疼。

王安石诗歌中所描写的景象是一条典型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地带，但是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雄关矗立、盛兵坚守的边塞典型特点。此处木来只有归义和容城两县，但是现在因为边界的存在却被分为四县，即宋朝之归信县与容城县，辽之归义县与容城县，这四县之间有撇不开的瓜葛，被人为分开后，这里却成为胡汉文化的界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包拯在《请选雄州官吏》中说:“臣昨送伴虏使到白沟骤，窃见赢、莫、雄三州并是控扼之处。”这一方面说明两属地的交流是很频繁的，甚至中人户有在雄州充役者，可谓一衣带水。另一方面，正是白沟边界无天险可依的特点，造成了包拯的担心。确实，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在宋辽两国的博弈中白沟两边的两属地成了双方间谍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

结语

白沟对于使者而言，最有意味的是饯别和迎接仪式，宋辽都会在这里为使者举行隆重的仪式，一方面迎接对方使者的到来或为出使返回的本朝使者接风洗尘，另一方面送别对方的使者返回本朝或为本朝的使者做最后的送别。

所以，白沟两岸每年都有辽宋两国的使者频繁往来，这里的固定仪式不仅是一种惯例，而且成了宋辽对等外交一种象征。陈襄《使辽语录》记载:“十一日，接伴使副泰州观察使萧好古、太常少卿杨规中差人传语，送到主名、国讳、官位，及请相见。臣等即时过白沟桥北，相揖，至于北亭。规中以其君命赐筵，酒十三盏。”

这是辽为宋使举行的迎接仪式。《使辽语录》:“十九日，至北沟，有东头供奉官、合门抵候马世延来，赐臣等筵，酒九盏。使臣不赴茶酒，余并如仪。皆立马相对，酌酒换鞭，传辞并如前例。”这是辽使为宋使举行的送别宴会。

大宋皇帝常常有一些慰问使者的口宣，如《白沟骚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御筵兼传宣抚问口宣》、《白沟释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御筵口宣》、《白沟骚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御筵口宣》、《白沟骚抚问北使口宣》、《白沟骚抚问北使兼赐御筵口宣》、《白沟骚抚问遗留人使兼赐御筵口宣》、《白沟骚赐却回北使御筵并抚问口宣》等，口宣是仪式很重要的一部分，宋朝通过口宣以皇帝的名义问候辽朝的最高统治者和使者，并赐御宴。

白沟也是宋向辽输送岁币的交接点，通常双方会在白沟桥完成这一交涉。所以，这里的很多仪式虽然看起来呆板，过于程式化，但对宋辽两国来说这种仪式是一种秩序的确认。很多程式不容有变，如熙宁八年辽史萧禧要在城北亭交接礼物，宋使坚决不同意，因为向来都在白沟释交接礼物，地点的转移，意味着辽欲向前推进他们的边界线，以城北亭为新界。

使者们在他们出使的行记中也甚为留意白沟，路振、王曾、沈括、许亢宗、楼钥等人的行记中对这里都有记载，如沈括在《熙宁使契丹图抄》主要描述的是这里的地理特点，即塘泊的存在，这些塘泊是辽宋两国为设限而人为开挖的。

起初，宋人在白沟河南开挖，而稍后辽人也学习宋人的这种做法，在白沟河北开挖。南宋时期使金的使者对这里依然延续了北宋时的记忆，如楼钥依然以这里为界别，白沟河两岸的景观截然不同，这里男女的打扮已多是胡人的装束，最为显著的则是人种的不同。这些不同，其实在宋人心中是夷夏的不同。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w/8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