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远古适合先民生活吗是孕育华夏文明

（作者：赵辉）中国的夏朝在哪里？华夏文明形成的中心区域在哪里？是困扰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一个世界难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定位在黄河流域，并在黄河流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探索，但结果是一无所获。以至于早在年，邹衡先生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夏代是否真的存在。毫无疑问，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

确实如此，不仅是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而且是因为发生了研究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才导致今天怀疑中国夏朝是否存在的质疑。

笔者数篇关于夏朝国都或者夏朝的中心区域位于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四方湖古城遗址的文章，通过各种文献、史料、民俗、传说全面论证了这一结论的唯一性。但部分读者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淮河流域现在是一条经常遭受洪水灾害的河流，不适合先民生存生活；二是四方湖古城不是国家考古遗址，没有国家考古证明先民生活遗迹与夏时期相关的人类文化生活痕迹。

这些质疑对全国范围的读者来说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本文将重点回答这两方面的疑问。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九河，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是各类文献对天下尧舜禹时期中国当时情景的描述，说明尧舜禹时期的中国正是处于经常遭受洪水侵害、草木生长茂盛、禽兽繁殖兴旺的地区，这种地区也是人类获取食物更容易的环境。

如何改造这种环境，使得人们更能获取食物，又能避免洪水侵害、禽兽侵害，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尧舜禹作为中国领袖必须要完成的责任与任务。而对大洪水环境的这些描述正对应了以涂山为中心的淮河周围的地理环境特征。笔者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各种文献中所描绘的尧舜禹大洪水时期的中国，正是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是人们获取食物更容易的地区，也是人们改造自然创造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淮河涂山地区不仅发生过尧舜禹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创造了华夏文明，而且远古的人类生活遗迹也证明了淮河流域华夏文化的形成过程。

在涂山南麓的禹会村，考古学家发掘了年前的禹会遗址，发现大量各种类型的陶器，证明了禹会遗址当时中国人们曾经在此生活、聚会。禹会遗址位于涡淮交汇处涂山脚下的禹会村，是“禹会诸侯”的地方。“禹会”的村名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延续至今。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

在涂山东北的夏河北淝河古入淮口，考古学家发掘了年历史的双墩遗址，大量的各种动物骨骼与人们使用过的陶器，以及陶器上的各种刻画符号，证明了涂山地区周边人们在年前已经生活在这片地区，创造出华夏文化。

在双墩遗址西十多公里处的涡淮交汇处北的双崮堆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石器早期当地人们的生活遗迹，证明了淮河岸边华夏民族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

在夏河北淝河的上游，北淝河北岸的尉迟寺遗址，年前人们曾经在此繁衍生活。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尉迟寺遗址为原始社会中晚期遗存，距今年至年，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证明了淮河流域先民已经形成文明的生活状态。

在双墩文化遗址的东北方50公里处的垓下遗址，不仅是楚霸王项羽遭受四面楚歌的地方，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证明了涂山地区大范围内先民曾经生活并创造文化。

“涂山顶上挂杂草，淹不到古城一根草”具体独特地理优势的四方湖古城，不论淮河发生多大的洪水，很难淹到四方湖古城。终生生活于四方湖古城地区的人们甚至不知洪水与内涝为何物。处于北淝河上游尉迟寺遗址与北淝河入淮口的双墩文化遗址中间的四方湖古城，这样一个具有动植物适宜生长的地方，河流湖泊相伴，会没有先民生活于此繁衍生息？会发现不了先民的生活痕迹？只是一个只有二千年前的汉向县遗址？笔者在四方湖古城发现的这些古陶片会是些什么年代时期的陶片呢？

通过以上文献记载与淮河涂山地区发现的各个文化遗址，充分说明了淮河流域，不仅先民长期生活于此，而且改变了自然环境适宜人们生息繁衍，在此创造了先进的华夏文化。华夏先民不仅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赖以生活，而且产生了改造自然环境，造福人类的伟大文明与华夏文化思想。（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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