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中原南北胶着,江河争锋,英雄白首为一

当长江流域开发程度接近黄淮，神州形成了被淮河、丹江及南阳盆地、黄海分隔（勾连）的南北两大经济体：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

丹江及南阳盆地，北有武关，南有襄阳，南北分隔大于勾连，而航海技术限制下，黄海对农业民族来说也是天堑。

唯独淮河（黄淮）地区，虽能建立一些大城市作为战略据点，但整体而言却是一马平川，连通大于分隔。特别是对于百几十人的迁徙队伍来说，可谓南北往来自如。

这也正是东晋时北府兵与荆襄南迁势力的之所以庞大到能够影响南方政局的原因。南阳盆地东西连通，中原迁徙者途经南阳到襄阳也是没有什么障碍之处的。

这种情况下，两汉之后，神州大地多次形成南北分裂的格局，而且经常容易南北胶着，很难形成统一，常使英雄为之白首。乃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名句。

由于淮河与黄河下游基本成为没有分隔的黄淮平原，所以东西对峙时，人口中原经常与河北成为一体，于是东西之争更多的时候，是关中（西部）方向处于守势，东西相争显得与人口中原无关

这就是造成河南是中原错觉的根本。但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实际的东西相争，无论是关中、荆州甚至是河北，跟江东（东南）争斗，真正形成胶着的地方，仍然是淮河中部地区。

同时因为古代航海基本是辅助，所以江东（东南）势力从来没有先攻占河北然后形成东西对峙的记录；而河北因为很容易就攻入中原，进而陷入中原四战的泥潭，根本没有多少余力与心思发展航海先攻取江东。

因此，古代的所谓东西相争，其实都是河北加中原与关中相争。而不是河北、江东形成一体再向西。

南北相争的中线，由于徐州周边的特殊地形与淮河北部支流的流向，大致位于徐州与亳州的连线。基本符合南北均势状态的，是南梁与东魏对峙的时候：

说是南梁、东魏均势，但实际是南梁与西魏联手压制东魏。于是徐州、亳州连线的战略要地，都是东魏所有，南梁勉强借着西魏分担火力，东魏无法分兵南下，而在信阳-下邳（邳州）一线建立防线。

因此，亳州-徐州一线，因为都是平原而且东西漫长，稍弱一方无法维持，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南北攻防的跳板，南北强弱的分野。特别是亳州，经常成为进攻方的前线大本营。

大名鼎鼎的曹操，家族根基就是亳州。起家亳州的曹操之所以能做大，因为初期董卓势大，曹操借以成就名声。

之后诸侯纷争，袁术无能（但某种程度帮曹操压制了江东与荆州），袁绍虽稍强，但收拾河北后，急于贪图中原，而不是先进行两翼展开，稳定北方，保证河北根基稳固再图南向，以至于让曹操入主河北。

所以，亳州四战，虽是膏腴之地，但只有一个超级幸运的曹操能起家于此。

南北两大经济体内部又分成中、下游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于是，对应的中原地区，其实是四个战略要地决定着该部分中原的归属。以笔者看来，北方分别是许昌、济宁。

南北朝刘宋时，南方政权一度将边界稳定在许昌、济宁附近：

南朝宋永初二年（年），置许昌郡（治所在今建安区张潘故城）。景平元年（年），许昌郡城被北魏大将周几夷为平地，其地为北魏所据宋永初元年（年），任城（济宁）并入亢父县，属高平郡（山东巨野，虽属今菏泽，但更靠近济宁）。

而南方因为淮河的存在，上游的信阳与中游的淮南（蚌埠）是东西关键节点的同时，也是南北相争的关键。

北不得信阳，淮西不稳；不得淮南（蚌埠），淮东于北方容易得而复失。于是在亳州一线与淮河一线间的新蔡（息县）与宿迁（下邳）地区，成了南方中原的两个战略要地，决定着南方中原的主体归属。

于是有许昌、济宁、宿迁、新蔡：

前面南梁地图中，息县就设置为西豫州，宿迁（宿豫）设置为东徐州。北赵东晋对抗时，南中原的两个战略支点分别是新蔡和下邳

自西晋至唐代初年三百余年间，新蔡县城曾屡为州、郡治所。南北朝时，宿豫（宿迁）曾为北魏宿预郡治所，梁东徐州治所，东魏东楚州治所并改名宿豫，陈安州治所，北周泗州治所。

南宋时，陆游等宋人念念不忘“北定中原”，既是狭义的人口中原（汴梁），也是长城以南的汉地，因为中原无险可守，不得河北与关中而据长城防线，难免第二次“靖康之耻”：

只是如同秦国艰难的通过蜀道吞并巴蜀从而据江河上游，南宋时航海技术以及足以将黄河变成内海。

若南宋以朝鲜半岛为跳板，逐步蚕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进而攻河北，全据江河下游再南北夹攻中原，则“北定中原”的成功可能性要大大增加。

可惜当年总是死磕中原，因为秦岭方向怕出现第二个桓温。甚至航海进攻朝鲜半岛估计当年也会有人能想到，但估计因为航海沟通更为困难，南宋统治者们会以为，即使打下了朝鲜板块，可能更容易出现第二个桓温。

却不知道，造船对技术的依赖，足以控制庞大的舰队，甚至说，舰队越庞大，对朝廷（造船技术）的依赖越重。